世道多戲論，偽儒病最深

孔子的儒家思想，立基於「仁義禮教」，專注於人與人之間，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道德安排，冀圖讓每一個人都能像和諧的音樂一般，每個音符各安其所，各在其位，和諧中庸而共譜儒家大同世界的樂章。

但是人性逼著儒生們，都想要做樂章中最重要的音符，沒有人甘心願意做樂章中鬱鬱不得志的休止符，所以儒生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出仕作官，讓自己的生命在整個儒學意識型態中，可以有個最高的依托，而不致失落。

但不是每個儒生都有機會作官，很多在仕途不得志的儒生，便開始了進入佛家和道家的法門中遊戲，以求心態的平衡。

為什麼說是遊戲，因為他們在封建世界中，不但不敢擺脫儒家的意識形態，更不敢放棄儒生的身份，以免有一天他們有機會時，再也不能回到儒家的社會裡而受到認同。儒家是他們求仕的神主牌，沒有幾個儒生敢輕易放棄。

這些失意儒生，由於多數在儒家的封建體制中，長久不得志，在對儒家體制的無可奈何之下，他們便逐漸援引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來為自己在儒家體制下毫無成就感的安身立命，作合理的辯護。

由於這批失意儒生進入佛家道家門牆，並不是真心要窮究佛法，也不是真心要精研道法；更不是真心抱著佛道濟世救人的胸懷，而進入佛道門牆。他們只是要在佛道思想中，為自己在儒家的失意生命，尋找一個合理活下去的藉口而已。

所以他們對佛家和道家，其實是淺嚐即止的，是隨著遊戲結束而結束的，是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會隨時回到儒家世界中去的。因為他們的意識形態中，儒家才是最好的居所，那裡有滿足他們追求昇官發達的機會。即使做官之後，要在帝王面前呼主作奴，也在所不惜。

所以這批儒生便編造了一個虛假的中國人形象，那就是中國人得志的時候是儒家，失志的時候就是道家或佛家。這個虛假的中國人形象，其實完全只是儒生的形象，並不是所有中國人的形象。因為絕大多中國數人，都是從事百工技藝，一生都沒有機會讀書，也沒有機會做官。

他們一生都像我們現在這些從事各種職業的人那般辛勤工作，得志時候賺點錢養家活口，失志的時候也只能流落到街頭乞討或挨餓，道家和佛家的生活，對他們也仍然是遙不可及。

儒生們編造的假中國人形象，主要是為了合理化自己的意識分裂人格，替自己身為儒生，卻無法成功致仕；替自己身為儒生，卻遊戲於佛道的形為舉止作辯護。只要把全中國人都說成得意時是儒，失意時是佛道，自己的行為就可以找到合理化的藉口了。

由於儒生們對於佛教和道教，只是當成一種可入可出的遊戲，所以他們對自己所解釋出來的佛法和道法，只要能夠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便可以了，至於是否是佛道正法，會不會敗亂佛道，他們並不在意。
我們以台灣的新儒家為例，他們大多數都非常喜歡談論佛法和道法，但於對佛道經典的基礎工作，如考據訓詁註解等工作，都顯得極不耐煩，因為這種辛苦的工作，並不符合他們遊戲的本質，所以他們極端排斥考據訓詁和註解這類經典的基礎工作。

他們雖然排斥經典的考據訓詁和註解，但他們援用和編造的白話文，卻處處藏著古人註解的義理，仍然還是出自古人考據訓詁註解的成果，完全沒有任何新意。

他們在講佛講道時，無非是講一些儒釋道不分家，儒釋道相通合作的一貫道式言語，或者像台大學者傅佩榮那樣，把佛家性空的「究竟真實」，套到《老子道德經》上，成為「佛家的老子道德經」這種張冠李戴的哲學。

明代佛教蓮池大師說那些主張「儒釋和會」的學說，「據粗言細語，皆第一義，則誠然誠然；若按文析理，窮深極微，則翻成戲論！」

儒和佛那些最粗淺的言論，如你說要行善我也說要行善；和那些最溫柔的言論，如你說要愛人，我也說要愛人。看起來確實是佛儒相通，毫無疑問。但是如果對著經典按文析理，窮深極微，那些佛儒相通的話，就反過來成為戲論了。

一個大學的學者，一個真正的哲家，所要做的不就是「按文析理，窮深極微」的事嗎？怎麼會去做「佛家的老子道德經」這種「佛道和會」的戲論，來遺笑大方呢？

如果傅佩榮能夠以遊戲的心態，把佛教性空的「究竟真實」，解釋成為「最終的真實」而成為老子天道的本體。那以後所有的人都可以玩拆字遊戲，把道家的「天道」解釋為「天天在說話」，把儒家的「仁愛」解釋為「核仁談戀愛」，把佛家的「慈悲」解釋為「慈母在悲傷」；或者像台灣的教育部長杜正勝那樣運用成語，把「磬竹難書」用在你新儒家的成就之上。
所以說：「世道多戲論，偽儒病最深。」簡直深到無可救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