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族」的「天罡回祿、土伯雷部」干「西拉雅族」何事？
「大明人、大明漢人」在出征打戰之前，會到「旗廟、旗纛(飾以鳥羽的大旗)廟」祭戰旗，所謂「旗廟、旗纛廟」，現在稱為「火神廟、火德真君廟」，這位「火神、火德真君」的名字就叫「回祿」。
打戰是「殺人放火」的事，所以要經過「火神回祿」同意，這樣作戰的「殺人放火」不但能獲得認可，還可以獲得幫助。
打戰除了「殺人放火」要拜「火神回祿」之外，因為打仗要「披星戴月」，所以還要拜「三十六天罡星」，這樣在夜空之下，不但有個平安，也能順著星辰找到方向，並且獲得「三十六天罡星」庇護。
「三十六天罡星、火神回祿」合起來就是「天罡回祿」。但是打戰只祭祀「三十六天罡星、火神回祿」是不夠的，因為他們算是「上天」居住的神，還得要拜「土地」裡面居住的神才行，這樣天神、地神才算全都拜到了。
在「土地」居住的最高神叫「土伯(后土)」是不好惹的，除非是修道人，隨時有「雷部」「五元帥、三十六神將」護法，否則惹上「土伯」只有死路一條，「土伯」不是現在長得很慈祥的「土地公」。
「土伯」又稱「句龍、鉤龍、鈎龍」，也有人說「土伯」就是「燭龍」。「土伯」是古代「共工氏」的兒子，《左傳．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龍，佐顓頊，能平九土，為后土，故封為上公，祀以為社。」
「土伯(后土、鉤龍)」是「社神」，所以「台灣大明人」所住的「社」就是「土伯(后土)」所管轄。
「土伯(后土、鉤龍)」的像貌，有說是「人面、蛇身、頭上有角，全身發出紅色光」；其實「土伯(后土、鉤龍)」就是「龍」，而「龍」就是隆隆作響，並且發出閃光的「雷電」，雷電打在樹木上會著火，所以用紅色來形容「土伯」。
從商代《易經》 開始就認為「龍 (雷電)」是住在地下深淵的動物，到了春天驚蟄的時候，「潛龍」就從地下深淵跑出來，叫「見龍在田、或躍在淵」，所以說「土伯(后土、鉤龍)」就是「龍 (雷電)」，也是守護土地的「龍神」。至於「亢龍有悔」就是說龍很亢奮也很強大，會打死人或牲畜，也會燒毀房子，帶來「災禍」，「悔」就是「災禍」的意思。
「土伯」所掌管的是，土地裡外的各種「蛇蟲族」，「土伯」用的是「生物武器」，如果有人濫用土地，包括未經同意在「土伯」的土地上打仗，「土伯」一旦生起氣來，不但會用雷電打死人，他也會令「龍蛇蟲族」像蝗蟲過境一般，讓萬物腐朽，地上寸草不生。
由於「土伯」所掌管的「蛇蟲族」，仍然具有「蛇蟲」的生物天性，並不是很穩定的部隊，有時候難免失控，所以古人也會懼怕「土伯」。
《楚辭．招魂》說：「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觺觺yí些。」意思是說人死了，如果靈魂跑到了「幽都」，會被「土伯」和祂的「蛇蟲族」控制住，就好像被繩子繞九圈牢牢綁住而逃不了，還會被「土伯」的利角觝刺受苦。所以人死後，靈魂千萬不要去「幽都」，要趕快回頭。《楚辭．招魂》就是要招回死人的靈魂，讓他們遠離「幽都」，不要去「土伯」的地底下受苦。
在天上還有一個能夠運用「龍(雷電)」能力的軍隊，叫「雷部」，「雷部」使用的「龍(雷電)」不是像「土伯」那樣的「生物武器」，而是科學的「人造兵器」，所以他們有很大的「聲波戰鼓」能夠發出「雷聲」震懾敵人的心神，他們還配備有「電磁武器」，能夠發出強大電流，能隔空把敵人瞬間殲滅。
「雷部」有「五元帥、三十六神將」，全都是道教重要的的護法神，能夠保護有修道的好人，讓他們在地上不會受到「土伯」的「蛇蟲族」部眾，或其他邪魔的侵擾，這是道教的專屬軍隊，名將關羽(關公)就是「雷部」的天將之一。
所以說，「大明人、大明漢人」在出征打戰之前，一定要先知會「土伯」，向「土伯」借道，請「土伯」允許開闢戰場。更要請「雷部」有「五元帥、三十六神將」前來督戰，除了增加戰力之外，還可以協助控制戰場，以免「土伯」的「龍蛇蟲族」跑出來擾亂，誤了戰事。
「大明人」如果打海戰，就一定會拜「柔戰力」宇宙無敵的「太上老君」，因為「太上老君」有「水德」，不但已修成永生不死的生命，還能以「天下之至柔」，控制大海和江河以及氣候變化，也能讓生物突然變種突變，是「氣象戰、變種戰」的高手。
「太上老君」會打「氣象戰、變種戰」，是有傳說的，《列子》記載，有一位叫「老成子」的人，曾經向「太上老君」的學生「尹文先生」學「幻術(魔法、神通)」結果，經過點撥之後，不但能了脫生死，還能改變四季，讓冬天打雷，夏天結冰，讓天上飛的動物，只能在地上跑，讓只會在地上跑的動物，能夠飛上天。
連「太上老君」的徒孫，法力都這麼強，可見「太上老君」的「柔戰力」是難以評估的，「太上老君」一打起「氣象戰」，戰場的氣候就瞬間全變了，讓敵人的人員和、裝備和武器完全無法適應和使用，「太上老君」一打起「變種戰」，再強大的種族，瞬間都會變種成弱小的生物，再弱小的生物，也能瞬間能變成強大種族。
「太上老君」本身具有「龍」的變化能力和威力，又有「雷部」的「五元帥、三十六神將」以及「三十六天罡星」，以及其他天地諸神的協助。
「太上老君」能「以柔制剛」完全控制「土伯」和祂的「蛇蟲族」部眾，像「回祿」是火神，更是順從「太上老君」的「水德」，所以太上老君，在道教的地位和「道、經」並列為「三清」，是人類之中，修行成就最高的人，和「至上神」同性同體。
所以說「大明人」在出征作戰之前，是一定要拜「太上老君」和「天罡回祿」以及「土伯雷部」以增強戰力。
當荷蘭人殖民台灣時，看到台灣的「大明人」，平時都拜「太上老君」也就是「阿立祖」；在作戰之前則一定要拜「天罡回祿」和「土伯雷部」。
但荷蘭人誤以為「大明人」拜的「天罡回祿、土伯雷部」，是兩位「戰神」，一個叫「Tacafulu」，一個叫「Tupaliape」
其實荷蘭人講的「Tacafulu」就是「天罡回祿」，「Tupaliape」就是「土伯雷部」。
近年來台灣有一群沒什麼歷史知識的「南島主義」歷史學者，不但對台灣歷史一無所知，由於他們以「南島主義」為傲，極度痛恨「漢學」，因此這些「南島主義」的歷史學者，幾乎沒有多少漢學常識。
這些「南島主義」的歷史學者，完全看不懂台灣荷蘭殖民時代之前的「台灣大明歷史、台灣大明文物」，於是他們就假造了一個台灣歷史中，完全不曾存在的「南島西拉雅族」，來打迷糊仗；把他們看不懂的「大明歷史、大明文物…」，全都歸到「南島西拉雅族」裡面去，這樣他們就可以躲在「南島西拉雅族」裡面，不必用大腦想任何事。
所以他們只要看到荷蘭殖民時代之前，自己不明白的東西，就全說成是「南島西拉雅族」的東西；這就像古代人不知道「地震」的成因，就假造出有一條「地牛」在地底下翻身，這樣他們就可以用「地牛翻身」，來遮掩他們對「地震」的無知。
台灣根本就沒有「南島西拉雅族」，「西拉雅族」只是「南島主義」的歷史學者，集體創造出來的遮羞布，用來掩飾他們對歷史的無知，並不是真的有「南島西拉雅族」。
就像「阿立祖/太上老君」和「Tacafulu天罡回祿、Tupaliape土伯雷部」完全就是「大明漢人」的神，根本就不是什麼「南島西拉雅族」的神，跟他們假造的「南島西拉雅族」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南島主義」的歷史學者，卻硬說「阿立祖/太上老君」和「Tacafulu天罡回祿、Tupaliape土伯雷部」是「南島西拉雅族」的神，學術作假成這樣，真是醜態畢露。
其實荷蘭人只說他們在台灣的「教區住民」，有「Tacafulu天罡回祿」和「Tupaliape土伯雷部」兩位戰神，荷蘭人根本就不曾說這兩位戰神，是什麼「西拉雅族」的戰神。
荷蘭人在台灣殖民38年，卻根本不知道台灣有什麼「西拉雅族」，因為荷蘭人的文書上只有「sideia」教區，根本就沒有「西拉雅族」這個族名。他們怎麼可能會說「Tacafulu天罡回祿」和「Tupaliape土伯雷部」是「西拉雅族」的神。
所以說，把「漢族」的「Tacafulu天罡回祿」和「Tupaliape土伯雷部」，說成是「西拉雅族」的戰神，根本就是那些「南島主義」的歷史學者，靠著張冠李戴，瞎編出來騙人的。
至於荷蘭人說，他們在台灣的「教區住民」，信仰中還有：「東方女神（Tekarukpada）、南方主神（Tamagisangach）北方惡神（Sariafing）」。
其實「Tekarukpada東方女神」就是：「Te箕ka 亢r心u 尾k角pa房da氐。」也就是漢人講的「東方蒼龍七星宿」：「角、亢、氐、房、心、尾、箕。」
「Tamagisangach南方主神」就是：「Ta井ma鬼(魅)gi柳san星g張a翼ch軫。」也就是漢人講的「南方C七星宿」：「井、鬼、柳、星、張、翼、軫。」
「Sariafing北方惡神」就是：「Sa室R斗i女a危Fi虛N牛g壁。」也就是漢人講的「北方玄武七星宿」：「斗、牛、女、虛、危、室、壁。」
其實荷蘭人還少講了「西方白虎七星宿」：「奎、婁、胃、昂、畢、觜、 參。」這「東、西、南、北」方向的「星宿」，總共是「二十八星宿」。這是「漢族」天文學家，觀測出來的二十八個「星區」，每個「星宿」還包括好幾顆「恆星」。
這「二十八星宿」是由「青龍(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靈獸為代表，是作戰時極為重要的方位神，有了「青龍(蒼龍)、白虎、朱雀、玄武」的協助，在戰場上就不會找不到方向。
因為台灣的「大明漢人」用他們獨特難懂的漢語支系語言，唸這「二十八星宿」時，由於字數很多，加上祭祀時，速度唸得很快，甚至可能是用吟唱的，所以荷蘭人聽不清楚，又加上荷蘭人使用「拉丁文」來記錄，所以才會出現好像牛頭不對馬嘴的感覺。
但是「Tacafulu天罡回祿、Tupaliape土伯雷部」由於字數很少，所以才沒有出現那麼嚴重的偏差，這也是現在還能清楚辨識的原因。
這「東、西、南、北」方向的「二十八星宿」，其實根本就不是荷蘭人講的什麼「女神、主神、惡神」，「二十八星宿」是漢族用於「天文、宗教」和「占星、風水、擇吉…」的「星區」，根本就沒有什麼「女神、主神、惡神」的分別。
可見這些荷蘭人在台灣，根本就沒有對台灣作過什麼認真研究，他們對台灣人的宗教文化敘述，只是隨便聽一聽，再像放屁一樣胡亂寫寫，甚至充滿偏見和醜化。
只是這些荷蘭人運氣好，在台灣還能遇到一些喜歡聞「荷蘭屁」的「南島主義者」，他們不但跟著放「荷蘭屁」，甚至把明明是「漢語、漢人神」，硬說成是「南島語、西拉雅神」。
所以說，歷史是會被有心人偽造的，「西拉雅族」從「族名」到「宗教、歷史、文化、傳說故事…。」全都是一群「南島主義」歷史學者，集體共同偽造的。
台灣歷史上根本就沒有「西拉雅族」，這「西拉雅族」是台灣「南島主義」的歷史學者，集體製造出來的最大歷史騙局。
大家不妨想想，這個世界上，怎麼可能會有一個講南島語的「西拉雅族」，他們的文化裡，卻全是「漢人」的「漢語、漢宗教、漢文化」，和來自外國的東西？譬如：
1. 「西拉雅族」自己的族名「sideia」是西班牙天主教的教區名稱。
2. 「西拉雅族」族群領域在「台南」，用的卻是西班牙天主教在「臺北、基隆」教區的名稱「sideia」。
3. 「西拉雅族」祭祀的主神「阿立祖」，是「漢族」的「太上老君」。
4. 「西拉雅族」祭祀的《祝詞》，是用「漢語」。
5. 「西拉雅族」祭祀舞蹈的《牽曲》，是唱「漢語」歌曲，並且歌曲中還呼喊「太上老君」。
6. 「西拉雅族」自己宣稱的母語《馬太福音》，卻是《菲律賓語-馬太福音》。
7. 「西拉雅族」的議會組織名稱，是「大明人」的「三法司」。
8. 「西拉雅族」平日祭拜的四方神，是「漢族」的「二十八星宿」。
9. 「西拉雅族」作戰出征前，祭祀的戰神是「漢族」的「天罡回祿、土伯雷部」。
10. 「西拉雅族」民族的樣板城鎮「吉貝耍」，住的耆老全都說自己是「漢人」，還拿家譜證明自己是「漢人」，甚至「吉貝耍」還是漢人道教的「閣皂山、閣山」。
這個世界上，怎麼可能會有一個自稱是「南島語西拉雅族」，卻完全沒有自己的「語言、宗教、文化」，全靠要「漢族」的「語言、宗教、文化」和外來文化撐起自己，才能成為「南島語西拉雅族」的民族？
所以說「西拉雅族」，根本就是台灣「南島主義」的歷史學者，長期集體虛構出來的一個歷史騙局，根本不是真的。
2016年1月29日
2016年1月27日
菲律賓《哈格瑙--馬太福音》冒充「西拉雅族母語」
台灣歷史上，從來就沒有什麼「西拉雅族」。「西拉雅族」這個概念，是出自於無知的日本人的「Siraya」，而「Siraya」卻是無知的日本人，妄改荷蘭人講的「sideia」教區名稱而來。
而荷蘭人的「sideia」教區名稱，又是出自於西班牙天主教對「台北、基隆」這個天主教「Diocese教區」的稱呼，根本和「台南、台南人」，一點關係也沒有。
至於「台北、基隆」這個「sideia」名稱，則是出自於西班牙天主教在「Papua New Guinea巴布亞新幾內亞」的「Sideia Island西拉雅島」上，一個隸屬於天主教羅馬教廷的「Diocese of Alotau-Sideia阿洛陶-西拉雅教區」。
台灣的「sideia」是西班牙天主教在「台北、基隆」的教區匿稱，因為牙天主教徒在1606年，發現了「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大島「Sideia Island西拉雅島」而轟動全歐洲。
所以1626年，西班牙天主教來到了台灣，「台北、基隆」就成為他們的新「sideia」，只是這個「sideia」後來被荷蘭基督教，用武力搶走，並且繼續統治了20年。
為什麼「sideia」原本絕不是荷蘭基督教的教區，因為荷蘭基督教的教區稱為「mission-aries教區」，所以荷蘭基督教為任何地方命名時，絕不會用被荷蘭基督教，視為異端的西班牙天主教所屬「sideia」，這個「Diocese教區、主教管區、主教管轄地區或教堂」的名稱。
所以「sideia」這個字，從荷蘭文獻中開始出現時，就是荷蘭基督教，準備要奪取西班牙天主教在「台北、基隆」的「sideia」的時候。
「西拉雅」這個名稱，是從「巴布亞新幾內亞」來的，如果台灣有「西拉雅族」，那麼過去食人族居住的「巴布亞新幾內亞」，也會有「西拉雅族」，這樣「西拉雅族」就會鬧雙胞，所以台灣當然沒有「西拉雅族」，更不會有「西拉雅族母語」。
所以「台南、台南人」如果想要搶「sideia」這個名稱，最好先去問「台北人、基隆人」同不同意；而「台北人、基隆人」，如果想佔用「sideia」這個名稱，最好先去和「巴布亞新幾內亞人」商量一下。
所以說，從來不曾存在的「西拉雅族」，跑出來的一大堆「西拉雅族母語」，其實全都是「南島主義者」，從「原住民語、大明漢語、閩客漢語、荷蘭語、西班牙語、英語、日本語、殖民時代南洋人來台語，台灣遣南洋士兵外語，甚至是從《菲律賓--馬太福音》…等。」移植過來，混在一起冒充的。
比利時的「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費迪南德維比斯特基金會(南懷仁基金會)」編寫的「Missionary Approaches and Linguis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說：
「Missionary linguistics. Which I define here as the linguistic compilations made by missionaries. Were the furthest advanced in the northwestern area of Sinkan. 」
大意是說「Missionary linguistics傳教士語言學」，是指深入推展到「sinkan新港」西北地區的語言。所以顯然「傳教士語言學」，涵蓋了台灣台南「sinkan新港」的西北方到嘉義這個地區。
從「Missionary linguistics傳教士語言學」這句話，就可以看出，荷蘭基督教，根本就沒有使用，世界各殖民地的「教區本土語」來傳教，而是使用夾雜「荷蘭話」和「教區本土語」的「傳教士語言」來傳教，研究這種「傳教士語言」的學術，就是「Missionary linguistics傳教士語言學」。
其實荷蘭牧師用「傳教士語言」傳教，是極為合理的，因為荷蘭牧師來台灣，進行宗教恐怖主義，強迫台灣人信基督教時，不可能剛派來台灣的牧師，就都已經先學會台灣各地的語言，甚至這些牧師可能連一句台灣話，都不會講就來了。
尤其是殖民時代，荷蘭基督教在全世界，都只使用同一本《聖經》傳教，根本不可能允許來台灣的牧師，使用自編的「教區本土語聖經」來傳教，最多只是在講《聖經》時，夾雜一些「教區本土語」。
況且荷蘭在台灣的殖民地，語言極複雜又多樣，花費大量精神和人力物力，以某一種台灣語言來翻譯《聖經》，而在台灣人傳教，根本就行不通，不如不譯。
因此全世界包括台灣，只有「傳教士語福音」，根本就沒有「教區本土語福音」，所以所謂荷蘭人用「台灣本土語聖經」來傳教，而讓信徒閱讀「台灣本土語聖經」，是絕不可能的。
那些帶有「教區本土語」的福音文字，只是夾雜「荷蘭話」和「教區本土語」的福音，是給牧師作參考用的參考書，絕不是用來傳教的。
荷蘭基督教在台灣，是強迫推行「荷蘭文」政策的，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和日本人強迫推行「日本文」政策，及國民黨強迫推行「北京話」，完全沒有兩樣。
荷蘭基督教那些「牧師」，以及所謂的「教師」，就是負責推行「荷蘭文」的人，也因此後來才會教育出很多，會書寫也會講荷蘭話的台灣人，可見荷蘭人根本就沒有推行什麼「新港語、西拉雅語」的教育。
所以說，台灣「南島主義者」和基督教，宣稱有所謂荷蘭人使用純粹的《新港語--馬太福音》或《西拉雅語--馬太福音》在台灣傳教的事，其實只是替殖民的「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軍團」，擦脂抹粉的說詞，根本不足採信。
比利時「南懷仁基金會」同時提到了：
「Johannes Happartius (1644-46) started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the Gospel of St. John. After his return to Holland, he issued a small quarti volume entitled.」
大意是說「Johannes Happartius漢名：哈伯宜」牧師在1644年-1646年，著手翻譯《聖約翰福音》，他回到荷蘭時，用「古荷蘭文」混合「菲律賓文」，創建了一個簡短的書本標題，寫著：
「Het Heylige Evangelium Matthei en Johannis ofte Hagnau Ka d'llig Matikitik, ka na sasoulat to Mattheus ti Johannes appa, Overgezet in de Formosa ansche tale, voor de inwoonders Van Soulang, Mattau,Sinkan,Bacloan, Tavokang en Tevorang. 」
我依字面概略翻譯如下：
「哈格瑙聖光馬提克提克迦拿(教堂)，四福音之馬太和約翰神聖福音--馬太福音和約翰福音異象，轉移進入福爾摩沙古老故事，進入到蕭壟社、麻豆社、新港社、目加溜灣社、大目降社和大武壟社的奇蹟。」
比利時「南懷仁基金會」這段話，提到有荷蘭傳教士以「哈格瑙聖光馬提克提克迦拿 (教堂)」為名，用「傳教士語言」翻譯了《馬太福音》和《約翰福音》。
又提到，台灣台南的「蕭壟社、麻豆社、新港社、目加溜灣社、大目降社、大武壟社」，受到《馬太福音》和《約翰福音》改變的奇蹟故事。
我們追溯到1647年－1651年荷蘭殖民時代，確實有一位曾駐留在台灣的荷蘭「Daniel Gravius漢名：倪但理」牧師，在離開台灣 9年之後的1660年，曾經譯了一本《哈格瑙--馬太福音》，這就是「哈伯宜」牧師所提到的《馬太福音》
至於「哈伯宜」牧師自己所譯的《聖約翰福音》，至今都沒有被發現，說不定他根本就沒有完全譯出。
「倪但理」牧師在《哈格瑙--馬太福音》的譯文中，一開頭就用「古荷蘭文」混合「菲律賓文」寫了一段開場白：
「Hagnau ka D'lligh--Matiktik ka na sasoulat ti--MATTHEUS--Naunamou ki lbægh ki soulat」
我依字面概略翻譯如下：
「哈格瑙聖光-馬提克提克迦拿(教堂)四福音書和《馬太福音》新名字的第一代，和出生的家譜」
菲律賓語的「ka na迦拿」就是「Cana迦拿」，「Cana迦拿」是《聖經．約翰福音》的「The Wedding at Cana迦拿的婚禮、加納婚宴」中，耶穌把水變酒的地方，所以「ka na迦拿」象徵「聖所、教會、教堂」，現在「ka na迦拿」這個地方，也建有很多教堂，由於一般人不知道「ka na迦拿」的涵意，所以我就直接譯為「教堂」，以方便解說。
「Hagnau」若不是菲律賓宿霧島的「Hagnaya」這個城鎮，就是菲律賓呂宋島的「Hagonoy」這個城鎮。
「Matiktik」是菲律賓呂宋島上的河流「Matiktik river」，「Matiktik river」的河岸也有「Matiktik」住民。
所以「Hagnau」和「Matiktik」都和菲律賓有關，因此《哈格瑙--馬太福音》就是夾雜菲律賓語的福音，是寫來給荷蘭牧師到菲律賓傳教用的參考書，和台灣人完全無關。
因此過去「南島主義者」和基督徒，拿《哈格瑙--馬太福音》，來當成台灣的《新港語--馬太福音》或《西拉雅語--馬太福音》是十分可笑的。
還有爭議的是，「南懷仁基金會」和「哈伯宜」牧師，似乎都認為「倪但理」的《哈格瑙--馬太福音》語言，是荷蘭在「Formosa台灣」的「mission-aries教區」語言。
甚至經過228年之後的1888年滿清時代，英國來台灣傳教的長老會「William Campbell漢名：甘為霖」牧師，曾複刻這部《哈格瑙--馬太福音》。
甘為霖牧師在《哈格瑙--馬太福音》的複刻本冊扇中註明：
「馬太福音傳全冊台灣番語新港腔順治17年(按：1660年)荷蘭國教師倪但理譯光緒14年(按：1888年)英國教師甘為霖複印」。
甘為霖牧師同樣也認為「倪但理」牧師的《哈格瑙--馬太福音》語言，是荷蘭在「Formosa台灣」的「mission-aries教區」語言，他甚至直接說是「台灣番語新港腔」。
事實上「倪但理」牧師在《哈格瑙--馬太福音》中，根本就沒有清楚說明，自己翻譯的語言，是什麼地方的語言，更沒有說就是台灣的語言。
「倪但理」牧師只留下了「哈格瑙聖光馬提克提克教堂」這句關鍵話，和福音中的「文字」，來說明自己在《哈格瑙--馬太福音》中，是用什麼語言。
由於台灣目前完全沒有任何一種語言，和《哈格瑙--馬太福音》的語言相通。
甚至包括荷蘭殖民時期，充斥漢語的《新港文書》的「新港語」，也和《哈格瑙--馬太福音》的語言完全不相通，《新港文書》和《哈格瑙--馬太福音》，明顯是不同語言，因此《哈格瑙--馬太福音》絕不是台灣的語言。
簡單說，《哈格瑙--馬太福音》裡面的文字，沒有一個字提到「sinkan新港」、「西拉雅族」，以及和「台灣番語」相關的事。
「Hagnau」這個字是「哈格瑙」，絕不是「sinkan新港」。在「哈伯宜」牧師的簡短書本標題中，「新港社」就是寫成「sinkan」，可見如果是「新港」就會寫成是「sinkan」，因此菲律賓的「Hagnau哈格瑙」，根本就不是台灣的「sinkan新港」。
因此，所謂《哈格瑙--馬太福音》的語言，是在台灣消失的「新港語、西拉雅語」的說法，是完全沒有任何根據的。
有很多台灣人和菲律賓人指出，菲律賓宿霧地區講「Bisayan, Visayan維薩亞語(米沙鄢語．宿霧語)」的「Bisaya, Visaya維薩亞族」，至今還能懂《哈格瑙--馬太福音》中的文字。
這就明白表示，倪但理牧師這本《哈格瑙--馬太福音》，現在終於找到了它在「菲律賓--維薩亞群島」的真正主人了。
由此可以證明《哈格瑙--馬太福音》就是菲律賓語，也只有菲律賓的維薩亞人，或懂菲律賓維薩亞語的人，才能翻譯出來。
由此可見，「哈伯宜」牧師，認為「倪但理」牧師的《哈格瑙--馬太福音》是荷蘭在「Formosa台灣」的「mission-aries教區」語言，根本就是錯的。
至於「甘為霖」牧師直言「倪但理」牧師的《哈格瑙--馬太福音》是「台灣番語新港腔」，也同樣是錯的。
因此過去「南島主義者」和基督徒，宣稱《哈格瑙--馬太福音》是「新港語、西拉雅語」的《新港語--馬太福音》、《西拉雅語--馬太福音》，其實只是一種沒有任何根據的傳教文宣。
我們根據「甘為霖」牧師所說「順治17年(按：1660年)荷蘭國教師倪但理譯」這句話就可以知道，1644-1646在印尼「巴達維亞(雅加達)」受訓，並且娶了第一任妻子「瑪麗亞Poots」，1647年-1651年駐留台灣，1652-1654回到印尼「巴達維亞(雅加達)」傳教，的「倪但理」牧師，是在離台9年之後的1660年，譯出《哈格瑙--馬太福音》。
這就明白證明，倪但理牧師所寫的《哈格瑙--馬太福音》，絕不是用於於台南「mission-aries教區」的聖經讀本，理由有三：
1. 《哈格瑙--馬太福音》是在倪但理牧師離開台灣9年之後才寫成，不是他在台灣的著作。
2. 在1627年荷蘭來台第一位牧師「甘治士」時代，荷蘭人早就用「改革派教會」所用的《聖經》在台灣傳教，根本不可能改成倪但理牧師於1660年才在荷蘭寫的《哈格瑙--馬太福音》。
3. 荷蘭殖民台灣時間雖然是1624年至1662年，但1661年鄭成功已經攻下了荷蘭人在台南的普羅民遮城(赤嵌樓)， 1661年荷蘭人在台灣的氣數已快盡，倪但理牧師於1660年在荷蘭寫的《哈格瑙--馬太福音》，即使在這時候，能傳到台灣，也毫無作用。
由此可見《哈格瑙--馬太福音》不但不是用「新港語、西拉雅語」寫的，也根本就不是寫給台灣基督徒使用的。
因此過去「南島主義者」和基督徒宣稱，荷蘭人用「新港語、西拉雅語」寫《哈格瑙--馬太福音》給台灣人使用，是因為荷蘭人愛台灣， 並且愛到編寫「原住民聖經」，來保存原住民語言和文化，這同樣也是欺人之言。
事實上是，荷蘭殖民時代，台灣原住民，在路上遇到荷蘭士兵，就會全都嚇得躲到樹上，然後荷蘭士兵就會開槍，一個一個從樹上將他們射下來當成娛樂，所以原住民進出的森林小徑旁，經常堆滿原住民的屍體；因為原住民對荷蘭人而言，是不受洗、不受教的野蠻異教徒。
「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軍」對台灣的異教徒是燒殺虜掠，毫不手軟的，這從他們逮捕250位道教女祭司「尪姨」，強行關到嘉義的祕密監獄，再由男牧師和男士兵，每天輪流進行所謂「基督教思想改造」，陸陸續續逼死202位「尪姨」，其他48位在11年後釋放出來，早已全都不成人形，就可以知道「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軍」對異教徒是何等殘暴而令人髮指。
所以任何對「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軍」及其牧師的讚美，都是故意在台灣受宗教迫害的先人傷口上灑鹽，也是令人不恥的。
「南島主義者」和基督徒宣稱，倪但理牧師的《哈格瑙--馬太福音》把台灣人信仰的「阿立祖」翻譯成 「Alid」，而「Alid」就等同於「god上帝」，以此證明《哈格瑙--馬太福音》就是使用台灣的「新港語、西拉雅語」。
但是事實上，《哈格瑙--馬太福音》中的「Alid」，根本就不是台灣的「阿立祖」，而是「維薩亞群島」南方的菲律賓人，原本信仰的伊斯蘭教真主「allah」。
倪但理牧師可能是任性地，把伊斯蘭教的真主「allah」故意譯成「Alid」，甚至也可能是想用「Alid」，來混淆伊斯蘭教的真主「allah」。
因為「菲律賓」雖然在1665年之後，逐漸完全成為「西班牙天主教」的殖民地，但「菲律賓」原本就有伊斯蘭教的信仰，「荷蘭基督教」也曾經比「西班牙天主教」還早抵達「菲律賓」，並且接觸到伊斯蘭教信徒。
所以《哈格瑙--馬太福音》中的「Alid」，是從「allah」轉換過來的，和台灣的「阿立祖」根本就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如果有牧師或長老，看著《哈格瑙--馬太福音》中的「Alid」，而高喊：「Alid上帝，我們滿心歡喜向你獻祭！ Alid！ Alid！你是唯一的神！感謝你！」時，其實他們喊的是伊斯蘭教的真主「allah」。
倪但理牧師於1645年到達印尼「巴達維亞(雅加達)」受訓二年，並和第一任妻子「瑪麗亞Poots」結婚；1647年－1651年駐留台灣四年；1651年之後又回到印尼「巴達維亞(雅加達)」傳教三年；1654年之後回到荷蘭。
倪但理牧師在台灣停留不到4年，比在印尼時間還短，要說他能在不到4年之內，就完全精通所謂「西拉雅語」，並且能用所謂「西拉雅語」講聖經，離台後回印尼傳教3年，在離台總計9年之後，回到荷蘭，還有能力一個人用所謂「西拉雅語」譯出《哈格瑙--馬太福音》，就算是語言天才，也難以做到。
因此，我們懷疑「倪但理」牧師在印尼「巴達維亞(雅加達)」娶的第一任妻子「瑪麗亞Poots」，可能是「菲律賓-維薩亞群島」的「菲律賓人」，或是精通「菲律賓-維薩亞群島」語言的人。
所以「倪但理」牧師所譯的《哈格瑙--馬太福音》，極可能是他們夫妻一起合作，而用「菲律賓-維薩亞群島」語言寫成的，並不是他獨立完成的。
所以說，現在台灣「南島主義者」的老師和基督教，拿「菲律賓-維薩亞群島」的《哈格瑙--馬太福音》語言，冒充是「西拉雅母語」，在台南「吉貝耍」地區，拿「漢人」的小孩進行洗腦教育，總有一天這些「漢人」的小孩，全都會變成「菲律賓人」，轉而認同「菲律賓」為祖國。
我們尊重「南島主義者」的「南島主義」論述，但是我們不能容忍「南島主義者」違背歷史事實的「西拉雅」偽學術。
我們也要嚴厲譴責「南島主義者」的老師，在台南「吉貝耍」地區，利用公立學校教育，對漢人兒童，長期進行「西拉雅種族改造」的「種族改造」教育。
所以奉勸那些受騙上當，而誤以為自己是「西拉雅族」的「漢人」，要好好清醒自己，更要及時阻止自己的小孩，不要讓他們在任何地方學習「菲律賓」的《哈格瑙--馬太福音》語言。
否則將來你們的小孩，就全都會「菲律賓化」，而從「漢族人」變成「菲律賓族人」，甚至變成「菲律賓人」之後，講的還是連很多「菲律賓人」都不會講的「維薩亞語」，最後不但會被台灣人笑，還會被菲律賓人笑。
所以說，所有子女曾經在公立學校受過「西拉雅種族改造教育」的漢人，應該勇敢挺身站出來，進行「反西拉雅運動」，並且向政府申請「種族迫害」的「國家賠償」，以彌補過去自己和子女，受到「種族改造」的不公不義。
而荷蘭人的「sideia」教區名稱，又是出自於西班牙天主教對「台北、基隆」這個天主教「Diocese教區」的稱呼，根本和「台南、台南人」，一點關係也沒有。
至於「台北、基隆」這個「sideia」名稱，則是出自於西班牙天主教在「Papua New Guinea巴布亞新幾內亞」的「Sideia Island西拉雅島」上，一個隸屬於天主教羅馬教廷的「Diocese of Alotau-Sideia阿洛陶-西拉雅教區」。
台灣的「sideia」是西班牙天主教在「台北、基隆」的教區匿稱，因為牙天主教徒在1606年，發現了「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大島「Sideia Island西拉雅島」而轟動全歐洲。
所以1626年，西班牙天主教來到了台灣，「台北、基隆」就成為他們的新「sideia」，只是這個「sideia」後來被荷蘭基督教，用武力搶走，並且繼續統治了20年。
為什麼「sideia」原本絕不是荷蘭基督教的教區，因為荷蘭基督教的教區稱為「mission-aries教區」，所以荷蘭基督教為任何地方命名時，絕不會用被荷蘭基督教，視為異端的西班牙天主教所屬「sideia」，這個「Diocese教區、主教管區、主教管轄地區或教堂」的名稱。
所以「sideia」這個字，從荷蘭文獻中開始出現時，就是荷蘭基督教，準備要奪取西班牙天主教在「台北、基隆」的「sideia」的時候。
「西拉雅」這個名稱，是從「巴布亞新幾內亞」來的，如果台灣有「西拉雅族」，那麼過去食人族居住的「巴布亞新幾內亞」，也會有「西拉雅族」，這樣「西拉雅族」就會鬧雙胞，所以台灣當然沒有「西拉雅族」，更不會有「西拉雅族母語」。
所以「台南、台南人」如果想要搶「sideia」這個名稱，最好先去問「台北人、基隆人」同不同意；而「台北人、基隆人」，如果想佔用「sideia」這個名稱，最好先去和「巴布亞新幾內亞人」商量一下。
所以說，從來不曾存在的「西拉雅族」，跑出來的一大堆「西拉雅族母語」，其實全都是「南島主義者」，從「原住民語、大明漢語、閩客漢語、荷蘭語、西班牙語、英語、日本語、殖民時代南洋人來台語，台灣遣南洋士兵外語，甚至是從《菲律賓--馬太福音》…等。」移植過來，混在一起冒充的。
比利時的「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費迪南德維比斯特基金會(南懷仁基金會)」編寫的「Missionary Approaches and Linguis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說：
「Missionary linguistics. Which I define here as the linguistic compilations made by missionaries. Were the furthest advanced in the northwestern area of Sinkan. 」
大意是說「Missionary linguistics傳教士語言學」，是指深入推展到「sinkan新港」西北地區的語言。所以顯然「傳教士語言學」，涵蓋了台灣台南「sinkan新港」的西北方到嘉義這個地區。
從「Missionary linguistics傳教士語言學」這句話，就可以看出，荷蘭基督教，根本就沒有使用，世界各殖民地的「教區本土語」來傳教，而是使用夾雜「荷蘭話」和「教區本土語」的「傳教士語言」來傳教，研究這種「傳教士語言」的學術，就是「Missionary linguistics傳教士語言學」。
其實荷蘭牧師用「傳教士語言」傳教，是極為合理的，因為荷蘭牧師來台灣，進行宗教恐怖主義，強迫台灣人信基督教時，不可能剛派來台灣的牧師，就都已經先學會台灣各地的語言，甚至這些牧師可能連一句台灣話，都不會講就來了。
尤其是殖民時代，荷蘭基督教在全世界，都只使用同一本《聖經》傳教，根本不可能允許來台灣的牧師，使用自編的「教區本土語聖經」來傳教，最多只是在講《聖經》時，夾雜一些「教區本土語」。
況且荷蘭在台灣的殖民地，語言極複雜又多樣，花費大量精神和人力物力，以某一種台灣語言來翻譯《聖經》，而在台灣人傳教，根本就行不通，不如不譯。
因此全世界包括台灣，只有「傳教士語福音」，根本就沒有「教區本土語福音」，所以所謂荷蘭人用「台灣本土語聖經」來傳教，而讓信徒閱讀「台灣本土語聖經」，是絕不可能的。
那些帶有「教區本土語」的福音文字，只是夾雜「荷蘭話」和「教區本土語」的福音，是給牧師作參考用的參考書，絕不是用來傳教的。
荷蘭基督教在台灣，是強迫推行「荷蘭文」政策的，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和日本人強迫推行「日本文」政策，及國民黨強迫推行「北京話」，完全沒有兩樣。
荷蘭基督教那些「牧師」，以及所謂的「教師」，就是負責推行「荷蘭文」的人，也因此後來才會教育出很多，會書寫也會講荷蘭話的台灣人，可見荷蘭人根本就沒有推行什麼「新港語、西拉雅語」的教育。
所以說，台灣「南島主義者」和基督教，宣稱有所謂荷蘭人使用純粹的《新港語--馬太福音》或《西拉雅語--馬太福音》在台灣傳教的事，其實只是替殖民的「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軍團」，擦脂抹粉的說詞，根本不足採信。
比利時「南懷仁基金會」同時提到了：
「Johannes Happartius (1644-46) started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the Gospel of St. John. After his return to Holland, he issued a small quarti volume entitled.」
大意是說「Johannes Happartius漢名：哈伯宜」牧師在1644年-1646年，著手翻譯《聖約翰福音》，他回到荷蘭時，用「古荷蘭文」混合「菲律賓文」，創建了一個簡短的書本標題，寫著：
「Het Heylige Evangelium Matthei en Johannis ofte Hagnau Ka d'llig Matikitik, ka na sasoulat to Mattheus ti Johannes appa, Overgezet in de Formosa ansche tale, voor de inwoonders Van Soulang, Mattau,Sinkan,Bacloan, Tavokang en Tevorang. 」
我依字面概略翻譯如下：
「哈格瑙聖光馬提克提克迦拿(教堂)，四福音之馬太和約翰神聖福音--馬太福音和約翰福音異象，轉移進入福爾摩沙古老故事，進入到蕭壟社、麻豆社、新港社、目加溜灣社、大目降社和大武壟社的奇蹟。」
比利時「南懷仁基金會」這段話，提到有荷蘭傳教士以「哈格瑙聖光馬提克提克迦拿 (教堂)」為名，用「傳教士語言」翻譯了《馬太福音》和《約翰福音》。
又提到，台灣台南的「蕭壟社、麻豆社、新港社、目加溜灣社、大目降社、大武壟社」，受到《馬太福音》和《約翰福音》改變的奇蹟故事。
我們追溯到1647年－1651年荷蘭殖民時代，確實有一位曾駐留在台灣的荷蘭「Daniel Gravius漢名：倪但理」牧師，在離開台灣 9年之後的1660年，曾經譯了一本《哈格瑙--馬太福音》，這就是「哈伯宜」牧師所提到的《馬太福音》
至於「哈伯宜」牧師自己所譯的《聖約翰福音》，至今都沒有被發現，說不定他根本就沒有完全譯出。
「倪但理」牧師在《哈格瑙--馬太福音》的譯文中，一開頭就用「古荷蘭文」混合「菲律賓文」寫了一段開場白：
「Hagnau ka D'lligh--Matiktik ka na sasoulat ti--MATTHEUS--Naunamou ki lbægh ki soulat」
我依字面概略翻譯如下：
「哈格瑙聖光-馬提克提克迦拿(教堂)四福音書和《馬太福音》新名字的第一代，和出生的家譜」
菲律賓語的「ka na迦拿」就是「Cana迦拿」，「Cana迦拿」是《聖經．約翰福音》的「The Wedding at Cana迦拿的婚禮、加納婚宴」中，耶穌把水變酒的地方，所以「ka na迦拿」象徵「聖所、教會、教堂」，現在「ka na迦拿」這個地方，也建有很多教堂，由於一般人不知道「ka na迦拿」的涵意，所以我就直接譯為「教堂」，以方便解說。
「Hagnau」若不是菲律賓宿霧島的「Hagnaya」這個城鎮，就是菲律賓呂宋島的「Hagonoy」這個城鎮。
「Matiktik」是菲律賓呂宋島上的河流「Matiktik river」，「Matiktik river」的河岸也有「Matiktik」住民。
所以「Hagnau」和「Matiktik」都和菲律賓有關，因此《哈格瑙--馬太福音》就是夾雜菲律賓語的福音，是寫來給荷蘭牧師到菲律賓傳教用的參考書，和台灣人完全無關。
因此過去「南島主義者」和基督徒，拿《哈格瑙--馬太福音》，來當成台灣的《新港語--馬太福音》或《西拉雅語--馬太福音》是十分可笑的。
還有爭議的是，「南懷仁基金會」和「哈伯宜」牧師，似乎都認為「倪但理」的《哈格瑙--馬太福音》語言，是荷蘭在「Formosa台灣」的「mission-aries教區」語言。
甚至經過228年之後的1888年滿清時代，英國來台灣傳教的長老會「William Campbell漢名：甘為霖」牧師，曾複刻這部《哈格瑙--馬太福音》。
甘為霖牧師在《哈格瑙--馬太福音》的複刻本冊扇中註明：
「馬太福音傳全冊台灣番語新港腔順治17年(按：1660年)荷蘭國教師倪但理譯光緒14年(按：1888年)英國教師甘為霖複印」。
甘為霖牧師同樣也認為「倪但理」牧師的《哈格瑙--馬太福音》語言，是荷蘭在「Formosa台灣」的「mission-aries教區」語言，他甚至直接說是「台灣番語新港腔」。
事實上「倪但理」牧師在《哈格瑙--馬太福音》中，根本就沒有清楚說明，自己翻譯的語言，是什麼地方的語言，更沒有說就是台灣的語言。
「倪但理」牧師只留下了「哈格瑙聖光馬提克提克教堂」這句關鍵話，和福音中的「文字」，來說明自己在《哈格瑙--馬太福音》中，是用什麼語言。
由於台灣目前完全沒有任何一種語言，和《哈格瑙--馬太福音》的語言相通。
甚至包括荷蘭殖民時期，充斥漢語的《新港文書》的「新港語」，也和《哈格瑙--馬太福音》的語言完全不相通，《新港文書》和《哈格瑙--馬太福音》，明顯是不同語言，因此《哈格瑙--馬太福音》絕不是台灣的語言。
簡單說，《哈格瑙--馬太福音》裡面的文字，沒有一個字提到「sinkan新港」、「西拉雅族」，以及和「台灣番語」相關的事。
「Hagnau」這個字是「哈格瑙」，絕不是「sinkan新港」。在「哈伯宜」牧師的簡短書本標題中，「新港社」就是寫成「sinkan」，可見如果是「新港」就會寫成是「sinkan」，因此菲律賓的「Hagnau哈格瑙」，根本就不是台灣的「sinkan新港」。
因此，所謂《哈格瑙--馬太福音》的語言，是在台灣消失的「新港語、西拉雅語」的說法，是完全沒有任何根據的。
有很多台灣人和菲律賓人指出，菲律賓宿霧地區講「Bisayan, Visayan維薩亞語(米沙鄢語．宿霧語)」的「Bisaya, Visaya維薩亞族」，至今還能懂《哈格瑙--馬太福音》中的文字。
這就明白表示，倪但理牧師這本《哈格瑙--馬太福音》，現在終於找到了它在「菲律賓--維薩亞群島」的真正主人了。
由此可以證明《哈格瑙--馬太福音》就是菲律賓語，也只有菲律賓的維薩亞人，或懂菲律賓維薩亞語的人，才能翻譯出來。
由此可見，「哈伯宜」牧師，認為「倪但理」牧師的《哈格瑙--馬太福音》是荷蘭在「Formosa台灣」的「mission-aries教區」語言，根本就是錯的。
至於「甘為霖」牧師直言「倪但理」牧師的《哈格瑙--馬太福音》是「台灣番語新港腔」，也同樣是錯的。
因此過去「南島主義者」和基督徒，宣稱《哈格瑙--馬太福音》是「新港語、西拉雅語」的《新港語--馬太福音》、《西拉雅語--馬太福音》，其實只是一種沒有任何根據的傳教文宣。
我們根據「甘為霖」牧師所說「順治17年(按：1660年)荷蘭國教師倪但理譯」這句話就可以知道，1644-1646在印尼「巴達維亞(雅加達)」受訓，並且娶了第一任妻子「瑪麗亞Poots」，1647年-1651年駐留台灣，1652-1654回到印尼「巴達維亞(雅加達)」傳教，的「倪但理」牧師，是在離台9年之後的1660年，譯出《哈格瑙--馬太福音》。
這就明白證明，倪但理牧師所寫的《哈格瑙--馬太福音》，絕不是用於於台南「mission-aries教區」的聖經讀本，理由有三：
1. 《哈格瑙--馬太福音》是在倪但理牧師離開台灣9年之後才寫成，不是他在台灣的著作。
2. 在1627年荷蘭來台第一位牧師「甘治士」時代，荷蘭人早就用「改革派教會」所用的《聖經》在台灣傳教，根本不可能改成倪但理牧師於1660年才在荷蘭寫的《哈格瑙--馬太福音》。
3. 荷蘭殖民台灣時間雖然是1624年至1662年，但1661年鄭成功已經攻下了荷蘭人在台南的普羅民遮城(赤嵌樓)， 1661年荷蘭人在台灣的氣數已快盡，倪但理牧師於1660年在荷蘭寫的《哈格瑙--馬太福音》，即使在這時候，能傳到台灣，也毫無作用。
由此可見《哈格瑙--馬太福音》不但不是用「新港語、西拉雅語」寫的，也根本就不是寫給台灣基督徒使用的。
因此過去「南島主義者」和基督徒宣稱，荷蘭人用「新港語、西拉雅語」寫《哈格瑙--馬太福音》給台灣人使用，是因為荷蘭人愛台灣， 並且愛到編寫「原住民聖經」，來保存原住民語言和文化，這同樣也是欺人之言。
事實上是，荷蘭殖民時代，台灣原住民，在路上遇到荷蘭士兵，就會全都嚇得躲到樹上，然後荷蘭士兵就會開槍，一個一個從樹上將他們射下來當成娛樂，所以原住民進出的森林小徑旁，經常堆滿原住民的屍體；因為原住民對荷蘭人而言，是不受洗、不受教的野蠻異教徒。
「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軍」對台灣的異教徒是燒殺虜掠，毫不手軟的，這從他們逮捕250位道教女祭司「尪姨」，強行關到嘉義的祕密監獄，再由男牧師和男士兵，每天輪流進行所謂「基督教思想改造」，陸陸續續逼死202位「尪姨」，其他48位在11年後釋放出來，早已全都不成人形，就可以知道「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軍」對異教徒是何等殘暴而令人髮指。
所以任何對「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軍」及其牧師的讚美，都是故意在台灣受宗教迫害的先人傷口上灑鹽，也是令人不恥的。
「南島主義者」和基督徒宣稱，倪但理牧師的《哈格瑙--馬太福音》把台灣人信仰的「阿立祖」翻譯成 「Alid」，而「Alid」就等同於「god上帝」，以此證明《哈格瑙--馬太福音》就是使用台灣的「新港語、西拉雅語」。
但是事實上，《哈格瑙--馬太福音》中的「Alid」，根本就不是台灣的「阿立祖」，而是「維薩亞群島」南方的菲律賓人，原本信仰的伊斯蘭教真主「allah」。
倪但理牧師可能是任性地，把伊斯蘭教的真主「allah」故意譯成「Alid」，甚至也可能是想用「Alid」，來混淆伊斯蘭教的真主「allah」。
因為「菲律賓」雖然在1665年之後，逐漸完全成為「西班牙天主教」的殖民地，但「菲律賓」原本就有伊斯蘭教的信仰，「荷蘭基督教」也曾經比「西班牙天主教」還早抵達「菲律賓」，並且接觸到伊斯蘭教信徒。
所以《哈格瑙--馬太福音》中的「Alid」，是從「allah」轉換過來的，和台灣的「阿立祖」根本就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如果有牧師或長老，看著《哈格瑙--馬太福音》中的「Alid」，而高喊：「Alid上帝，我們滿心歡喜向你獻祭！ Alid！ Alid！你是唯一的神！感謝你！」時，其實他們喊的是伊斯蘭教的真主「allah」。
倪但理牧師於1645年到達印尼「巴達維亞(雅加達)」受訓二年，並和第一任妻子「瑪麗亞Poots」結婚；1647年－1651年駐留台灣四年；1651年之後又回到印尼「巴達維亞(雅加達)」傳教三年；1654年之後回到荷蘭。
倪但理牧師在台灣停留不到4年，比在印尼時間還短，要說他能在不到4年之內，就完全精通所謂「西拉雅語」，並且能用所謂「西拉雅語」講聖經，離台後回印尼傳教3年，在離台總計9年之後，回到荷蘭，還有能力一個人用所謂「西拉雅語」譯出《哈格瑙--馬太福音》，就算是語言天才，也難以做到。
因此，我們懷疑「倪但理」牧師在印尼「巴達維亞(雅加達)」娶的第一任妻子「瑪麗亞Poots」，可能是「菲律賓-維薩亞群島」的「菲律賓人」，或是精通「菲律賓-維薩亞群島」語言的人。
所以「倪但理」牧師所譯的《哈格瑙--馬太福音》，極可能是他們夫妻一起合作，而用「菲律賓-維薩亞群島」語言寫成的，並不是他獨立完成的。
所以說，現在台灣「南島主義者」的老師和基督教，拿「菲律賓-維薩亞群島」的《哈格瑙--馬太福音》語言，冒充是「西拉雅母語」，在台南「吉貝耍」地區，拿「漢人」的小孩進行洗腦教育，總有一天這些「漢人」的小孩，全都會變成「菲律賓人」，轉而認同「菲律賓」為祖國。
我們尊重「南島主義者」的「南島主義」論述，但是我們不能容忍「南島主義者」違背歷史事實的「西拉雅」偽學術。
我們也要嚴厲譴責「南島主義者」的老師，在台南「吉貝耍」地區，利用公立學校教育，對漢人兒童，長期進行「西拉雅種族改造」的「種族改造」教育。
所以奉勸那些受騙上當，而誤以為自己是「西拉雅族」的「漢人」，要好好清醒自己，更要及時阻止自己的小孩，不要讓他們在任何地方學習「菲律賓」的《哈格瑙--馬太福音》語言。
否則將來你們的小孩，就全都會「菲律賓化」，而從「漢族人」變成「菲律賓族人」，甚至變成「菲律賓人」之後，講的還是連很多「菲律賓人」都不會講的「維薩亞語」，最後不但會被台灣人笑，還會被菲律賓人笑。
所以說，所有子女曾經在公立學校受過「西拉雅種族改造教育」的漢人，應該勇敢挺身站出來，進行「反西拉雅運動」，並且向政府申請「種族迫害」的「國家賠償」，以彌補過去自己和子女，受到「種族改造」的不公不義。
2016年1月18日
台南「吉貝耍」之《台灣大明史．明代王國．建文王朝》
台南「吉貝耍」之《台灣大明史．明代王國．建文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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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島主義者」經常引述《文獻會台灣通志卷》：「為表示歸附，曾於乾隆23年 (1758) 令歸附平埔族薙髮結辮並實施賜姓政策，亦令改用漢名」作為證據，來宣稱台灣人都是平埔族「改漢姓」而來，不是真的「漢人」。
實際上，滿清官方並不使用「平埔族」這個字眼，甚至沒有「平埔族」和「高山族」是兩大族群的概念，
滿清人把原住民分為「生番、化番、熟番」三種，1. 「生番」完全沒有「輸餉納糧、編籍應差」。2. 「化番」有「輸餉納糧」，但沒有「編籍應差」。3. 「熟番」完全有「輸餉納糧、編籍應差」。
所以滿清官方只分出「生番、化番、熟番」三種原住民，所以他們沒有「平埔族」這種族群概念。而滿清官方認定的「熟番」也不是「平埔族」。
因此所謂：「乾隆23年，令歸附『平埔族』薙髮結辮並實施賜姓政策，亦令改用漢名。」是後人不正確的講法。正確的講法應該是：「乾隆23年，令歸附『熟番』薙髮結辮並實施賜姓政策，亦令改用漢名。」
清代官方講的「熟番」，絕不等於「平埔族」，因此清代只有「熟番」會被「賜漢姓」，絕不會有「平埔族」被「賜漢姓」。
清代「熟番」被「賜漢姓」，是指有「輸餉納糧、編籍應差」的原住民，被「賜漢姓」，絕不等於「平埔族」被「賜漢姓」。
清代「熟番」也不是指已經「漢化」的原住民，清代「熟番」是指還沒有「漢化」的原住民，「熟番」要等到「薙髮結辮、賜姓改名」之後，才是強迫「漢化」的開始。
但「熟番」真正漢化，要等到「原住民母語」完全消失，而只用「漢語」，才算「漢化」成功，「熟番」一旦「漢化」成功，就等於是「漢人」，就和「漢人」完全無異，這時候就不稱為「番」，而稱為「漢人」。
由此可見滿清所講的「熟番」，絕不是已經「漢化」的「原住民」，已經「漢化」的「原住民」就等於「漢人」，就不需要「薙髮結辮、賜姓改名」這些事了。
所以說清代講的「熟番」是指還沒有「漢化」的原住民，而日本人講的「熟番、平埔族」卻是指已經完全「漢化」，而住在平原地區的原住民。
因此絕不能把清代「未漢化」的「熟番」，誤當成日本人講的「已漢化」的「熟番、平埔族」，否則就會搞錯歷史事件。
所以「乾隆23年，令歸附『熟番』薙髮結辮並實施賜姓政策，亦令改用漢名。」這段話裡所講的「熟番」，其中有一部份是指「山地原住民」，而不全都是「平地原住民」。
現在有很多學者在計算「平埔族」的「漢化」的人口數量時，就是因為不知道清代「熟番」不全是「平地原住民/平埔族」，所以就把不是住在平原地區的清代「熟番」，全都算進住在平原地區的「平埔族」裡面去了，因此「平埔族」的人數就會變得過多，而產生錯誤。
況且被「賜姓改名」和「漢化」，根本就是兩件無關的事，絕對不能混為一談。因為「賜姓」很容易，幾秒鐘就能完成，至於非強迫性的「自然漢化」，就極為困難。
我們不能否認，會有強迫原住民學習漢語的事情，但被強迫學習漢語的原住民占極少數，大部份原住民會講漢語，都是生活上自然學成的，這就是「自然漢化」。
原住民「自然漢化」必須要有兩個條件：1.當地「漢人」人口必須多於「原住民」，這必須有當對多數的漢人移入當地。2. 相對多數的「漢人」，移入當地時間必須超過一代人，甚至兩代人以上，才有可能讓「原住民」的母語完全消失而「漢化」。
原住民被「賜漢姓」，雖然也能開啟「漢化」，但卻未必能達成「漢化」；原住民如果被「自然漢化」，主要問題是在「人口優勢」。
假設某地的「平埔人」真的是「自然漢化」而來，一定是當地「漢人」比較多，才有可能「漢化」，如果當地是「原住民」比較多，反而會產生「自然原化」。
這就像台灣的客家人，雖然和閩南人同為漢語支系，但也只會在客家人極少的地方，才會被自然閩南化；而在客家人占絕大多數的地方，就絕不可能發生被自然閩南化的情形，少數的閩南人反而會變成客家人。
因此如果某地有1萬原住民「自然漢化」，那麼該地也一定住有1萬或更多的漢人，才有可能將該地原住民「自然漢化」，否則漢人反而會被「自然原化」。
所以會發生原住民「自然漢化」的地區，即使最早期住的全是「原住民」，但逐漸移入的「漢人」，一定是在某一段時期，忽然大量超過了「原住民」，並且雙方不斷交流，才會出現原住民「自然漢化」的現象。
所以說，如果台灣「原住民」被「漢化」，絕對是該地區的「漢人」，在某一段時間，在大家沒有注意時，忽然占了相對多數，否則就算「原住民」想要「漢化」，也根本沒有地方可以學「漢語」。
因此學者所謂，台灣的「閩客漢人」，全是「南島原住民」漢化而成，這完全不合事實；因為任何「漢化」地區，最低限度，都會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原本就是「閩客漢人」。
台灣的「南島主義者」甚至說，「平埔人、熟番」全是「南島原住民」，這也是完全經不起檢驗的錯誤論述。
我們就以被「南島主義者」視為「平埔人、熟番、南島西拉雅人」的「樣板部落」的台南「Kab Ua Sua吉貝耍」來說明，「平埔人、熟番」全是「南島原住民」的理論，是何等的荒謬。
那些過去被日本人、學者、政客、醫師…，確定為百分之百是漢化「平埔人、熟番」，而被「南島主義者」，拿來作為南島西拉雅人「樣板部落」的台南「吉貝耍」居民。
他們現在雖然全都講閩南語，但他們祖先留傳下來，祭祀「阿立祖」的《祝詞、牽曲》，卻全都是道教的「漢語」，他們住的「Kab Ua Sua吉貝耍」地名，也是明代道教的「閣皂山、閣山」。
這個完全否定「平埔人、熟番」是「南島原住民」的「吉貝耍漢族真象」，給了我們一個極大的懷疑基石，那就是荷蘭殖民時代，台灣各「社」裡面所有的「平埔人、熟番」，極可能和「吉貝耍」居民一樣，其實全都是「大明漢人」。
如果真是這樣，過去被認為「漢化」的「平埔人、熟番」，其實根本就沒有被「漢化」，因為他們本來就是「漢人」，他們只是使用不同漢語的「漢人」被「閩客化」，所以根本不是被「漢化」。
過去「閩客漢人」，由於完全聽不懂那些比他們還早來台灣的「漢人」所講的外地漢語，因而誤以為他們是原住民，所以才稱他們為「平埔族、熟番」。
這些失去身份的「大明人」，人口遍佈台灣西部平原，其人口成分是以「大明漢人」為主，而以大明朝其他各民族為輔，所以他們之中大部份是漢姓，其中也有很多其他民族的姓氏。
在「大明人」遷徙於台灣之前，當然可能已經有不少，明代之前的漢人在台灣居住，但這些漢人，並未造成台灣人口結構巨大變動。
「大明人」大量遷徙於台灣，造成台灣人口結構巨大變動的時間，可能是在「明成祖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搶走「建文帝朱允炆」皇位的時候。
也就是說，台灣「大明人」中，最重要的主角，就是保護「建文帝朱允炆」，以躲避「明成祖朱棣」追殺的江西「閣皂山」道士，再加上「建文帝朱允炆」的大批文武官員，以及他們的眷屬和平民。
這些以江西「閣皂山閣皂宗」道士為前導的「建文帝朱允炆」皇家禁衛軍，在發生「靖難之役」時，掩護「建文帝朱允炆」向南方逃匿之後，除了在大陸各地，大量釋放「建文帝朱允炆」是剃髮假扮「和尚」逃走作為煙幕，以吸引叛變的「明成祖朱棣」往佛教的錯誤方向偵察之外，更在大陸南方各地製造假的「建文帝朱允炆」在各處起兵，以及製造假的「建文帝朱允炆」在某處停留的痕跡，以及建造「建文帝朱允炆」已死的假墳墓，以掩人耳目。
明朝「建文帝朱允炆」的「閣皂山閣皂宗」宮廷道士，和皇家禁衛軍，在來台之前，極可能還刻意利用「靖難之役」的兵荒馬亂，在江西「閣皂山」附近的城鎮，以及沿路上，招集成千上萬忠勇的軍民，攜帶大量家眷，偽造逃往台灣的假難民，並且在這些假難民的掩護之下，大量乘船從台南的大灣登陸，而把「建文帝朱允炆」，藏匿在台南北邊的「Kab Ua Sua吉貝耍」附近。
所以說，現在被某些「南島西拉雅主義」的學者政客，長期進行「種族改造」，而變成「西拉雅族」的台南各姓人士，極可能全都是明朝「建文帝朱允炆」的皇家禁衛軍，專門負責監視台南港口和海岸的皇家禁衛軍後裔。
因為他們在祭祀「阿立祖/太上老君」的《祝詞、牽曲》中，用的就是和「閩南語、客家話」不同的漢語，根本就不是「南島西拉雅語」，他們也全都不是「原住民」。
否則他們祭祀「阿立祖/太上老君」的《祝詞、牽曲》，就不可能使用漢語，也不可能出現「潘家祖先」和道教「太上老君」的「阿李、如龍、萬物母」等稱號。
台南「Kab Ua Sua閣山」的「大明漢語」漢語，是和「閩南語、客家話」不同的漢語，這種漢語可能是由「建文帝朱允炆」皇家禁衛軍及百姓的各地方語言，混合而成的一種獨特漢語。
台南「Kab Ua Sua閣山」地區，過去根本就沒有「南島語」，也根本沒有半個住民是「原住民」或「南島民族」，更沒有什麼「南島西拉雅族」。
台南「Kab Ua Sua閣山」地區的「南島語、南島民族、南島西拉雅族」，是被學者政客長期進行教育洗腦，強迫洗出來的。
「Kab Ua Sua」的名稱來源，就是護衛「建文帝朱允炆」的宫廷道長，在江西修行的「閣皂山、閣山」。
由於清朝才移民來台南的閩南人，不知道「Kab Ua Sua」的本義，就誤以為「閣皂山、閣山」是原住民語言，因此錯譯為「吉貝耍」，後來又被「南島主義者」扭曲成「木棉花、攀枝花」。
台南的「Kab Ua Sua閣山」極可能是「建文帝朱允炆」的「明代王國．建文王朝」在台灣的第一個國都，「Kab Ua Sua閣山」也可能代表「建文帝朱允炆」政教合一的最高權力機構，是「皇宫」和「三法司」的綜合體。
「Kab Ua Sua閣山」機構，應是由道教閣皂宗的道長，和官員共同負責「建文帝朱允炆」的「春秋祭祀」及政務工作。
荷蘭人稱掌理台南「Kab Ua Sua閣山」的閣員，為「Cabessa」長老，其實荷蘭人講的「Cabessa」就是台南的「Kab Ua Sua閣山」。
荷蘭人說「Cabessa /Kab Ua Sua閣山」長老，掌理三個議會，叫「Tackakusach、Takasach、Quaty」。這應該就是明代的司法機關「刑部上書、都察院、大理」。
「Tackakusach(刑部上書)、Takasach(都察院)、Quaty(大理)」就是明朝的「三法司」，是「三司會審」的司法機關。
「Kab Ua Sua閣山/ Cabessa」內閣，下設的「Tackakusach刑部上書、Takasach都察院、Quaty大理」，類似「君主內閣制」，總共有十二位閣員，每人任期二年，期滿重新改選，不得繼任，很像是西方長老組織的議會。
由於「建文帝朱允炆」在台灣實行極為民主的「君主內閣制」，所以荷蘭人才會說，他們在台灣殖民地的居民，有民主議會組織，組織中還有長老。
由此可見，中國明代的「君主內閣制」，在荷蘭人眼中，其民主評價是很高的。所以研究《明代史》的人，應該要用更客觀正面的態度，去研究明代的 「君主內閣制」，說不定會發現很多文明的了不起制度，不要老是把歷代的帝王的統治，全用「封建獨裁」一語帶過，好像整個歷史沒半個優點。
「Cabessa /Kab Ua Sua閣山」的「三法司」閣員，在初建制於「Cabessa /Kab Ua Sua閣山」時，似乎把「建文帝朱允炆」，隱藏在「三法司」制度的背後，不讓人發現他的存在，以防止「明成祖朱棣」的追殺。
「Cabessa /Kab Ua Sua閣山」的「三法司」閣員，到了荷蘭殖民時期，仍然還有極高的權力，能全權代表所有荷蘭殖民的「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中的「蕭壟社、麻豆社、目加溜灣社、新港社」等四大社所有的「漢人」和荷蘭人進行談判。
「Cabessa /Kab Ua Sua閣山」，也是荷蘭當局對四大社「漢人」政策諮詢的對象，「Cabessa /Kab Ua Sua閣山」也能全權調解和仲裁四大社「漢人」之間的一切糾紛。
由此可知「蕭壟社、麻豆社、目加溜灣社、新港社」這四大社所住的居民，過去雖然被認定為「平埔族、熟番」，其實他們全都是「大明漢人」，根本就不是「原住民、平埔族、熟番、南島西拉雅人」。
所以說「南島主義者」把「Kab Ua Sua/ Cabessa閣山」這個「大明漢人」的宫廷內閣，講成是「南島語」的「木棉花、攀枝花」，還搞出一個虛假的「南島西拉雅木棉花民族」來欺騙全世界，確實顯得低級可笑。
從「南島主義者」把「大明漢語」的「Kab Ua Sua」扭曲成「南島語」的「木棉花、攀枝花」，我們就可以清楚見識到「南島主義者」，是如何把明明不是「南島語」的「漢語」地名，搞成「南島語」的技倆了。
很多「南島主義者」，利用漢語文獻不足的弱點，在把外國人透過「大明漢語」譯成的「荷蘭語、西班牙語、英語…」的地名和人名，重新譯回「漢語」時，就上下其手，故意往「南島語、原住民語」的方向去譯，以掩飾本來是「漢語」的事實。
就像荷蘭殖民時代，在台灣被稱為「大肚王」的「Camacht」這個姓氏，「南島主義者」翻譯時，就會刻意把「Camacht」譯成「甘仔轄、柯達王、…」這類會讓人誤以為是原住民的名字。
為什麼說「大肚王」的「Camacht」，一定是「漢姓」，因為乾隆23年，滿清在台灣開始賜姓之前，台灣原住民全都只有「名」沒有「姓」，
而明代的「大肚王」和繼承人，卻代代都姓「Camacht」，這明代就已經有「姓」的「大肚王」，當然不可能是原住民，所以他們的「姓」，一定就是「漢姓」，既然是「漢姓」，當然不能譯成「甘仔轄、柯達王…」這種，會讓人誤以為是原住民的「姓」。
譬如清代《新港文書(番仔契) 》上面，開頭就出現的「attaing」，「南島主義者」就宣稱這是「南島語」，但「attaing」根本就是過去各地方常聽到，類似客家話的「押訂」，這「attaing」根本就不是「南島語」，而是百分之百的漢語。
所以《新港文書(番仔契) 》裡面的語言，若不是某種消失的漢語支系語言，便是混合多種漢語和原住民語的「政商語」，絕不可能是「南島語、南島西拉雅語」。
就像祭祀「阿立祖/太上老君」的《祝祠、牽曲》明明就是「大明漢語」，「南島主義者」都還敢公然欺騙全世界，說《祝祠、牽曲》是失落的「南島西拉雅語」。
甚至《牽曲》明明是呼喊道教的「太上老君」，「南島主義者」卻還是敢欺騙全世界，說《牽曲》是祭「南島西拉雅族」的「祖靈」。
「南島主義者」為了假造「阿立祖」信仰和「南島西拉雅族」的關係，他們帶著有恃無恐的欺騙心態，在漢人居住而人口較少的「Kab Ua Sua吉貝耍」地區，編造出一個完全虛構的「南島西拉雅族、木棉花民族」，甚至透過學校教育，來對當地的漢人兒童，進行長期「南島原住民化」的洗腦教育。
所以台灣在荷蘭殖民之前的歷史，之所以會看起來完全沒有「大明人、大明漢人」開墾的痕跡，主要就是被這些「南島主義」政客學者，帶著偏差的仇漢心態，把「大明人、大明漢人」的「人種、語言、宗教、文化」，透過「南島主義」論述和「種族改造」，全都抹得乾乾淨淨。
所以說，一個有良知而忠於歷史的學者，是絕不會認同「南島主義者」所編造的「南島西拉雅族、木棉花民族」歷史，甚至還會起來揭發他們。
在明朝「靖難之役」後，由於皇宮中，屬於江西「閣皂山閣皂宗」的多位武功高強的道長，和「建文帝朱允炆」同時失蹤，最後當然讓「明成祖朱棣」起了重大的疑心。
因此「明成祖朱棣」就開始打壓當時極為興盛的江西「閣皂山」的「閣皂宗」，而另立「武當山」作為道教的中心，並以知名的道士張三丰，作為「武當山」的主要宣傳人物，來為「武當山」作宣傳。
從此「武當山」就廣為人知而興盛起來，而江西「閣皂山」也自此開始荒廢，不到幾年，原本繁盛的江西「閣皂山」，就觀毀人去，而江西「閣皂山」知名的「閣皂宗」，也從此一厥不振，最後在江西「閣皂山」上，完全絕跡。
這也足以說明，台南「Kab Ua Sua閣皂山、閣山」祭祀「阿立祖/太上老君」的信仰，確實和江西葛玄天師道脈的「閣皂山閣皂宗」盛衰，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由於「明成祖朱棣」懷疑「建文帝朱允炆」躲藏在海外，他不為了征戰，卻花費巨資和人力，派鄭和七次下西洋，其真正目的，一直被認為是為了搜捕「建文帝朱允炆」。
鄭和的軍隊也曾在台灣進行搜捕行動，但都無功而返，其原因當然是「建文帝朱允炆」在台灣的皇家禁衛軍小心防備，人人守口如瓶，完全不漏口風所致。
由於當年匆促逃難，又極度祕密地護衛「建文帝朱允炆」，這些皇家禁衛軍裡面，絕大部份姓氏的人，才會沒有留下任何自己在大陸的族譜，或自己的身份記錄，以免被搜出成為罪證，甚至害死了「建文帝朱允炆」，所以他們的家族來源，多數僅用口傳。
甚至連「建文帝朱允炆」最初的時候，都有可能因為躲避搜捕，而暫時改「朱」姓為「潘」姓，或隱匿在「潘」姓人家之中，後來才恢復「朱」姓。所以「吉貝耍」祭祀「阿立祖」的《祝詞》中，才會出現「潘家歷代祖先」一語。
在清乾隆23年，滿清賜姓給「熟番」之前，台灣早就已經有很多常見和罕見的漢姓，這些漢人姓氏，全都不是滿清所賜。但這些姓氏的子孫，由於各種原因，無法向別人清楚說明自己的祖籍，最後有些人，才會誤以為，自己是被滿清賜姓的原住民。
當然，其中也還有某些姓氏，如「買」姓的人，在幾百年之後還能根據口傳，記得祖籍是江西；如「段」姓人，甚至還能提出「族譜」，明確說出祖籍是江西萍鄉。而吉貝耍的「潘」姓，甚至還直接出現在祭祀「阿立祖/太上老君」的《祝詞》裡面。
由於先人刻意隱藏身份，所以現在那些「南島西拉雅主義者」，就能夠在他們的族譜上，挑撥生事，而將這些「大明人」全部「南島化」，將他們全部扭曲成為「南島原住民」。
在明代「大明漢人」大量來台之後，台灣在荷蘭殖民時，又召來了一大批漢人在台灣開墾，「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之後，又帶來更多「明鄭」軍隊的漢人，以及隨之而來的「明鄭」大量漢人移民。這些漢人，不全是閩客移民，也有來自大陸各省的移民，所以說在明朝，台灣已經有大量來自大陸各省的漢人，也分別有各種不同的姓氏。
當「建文帝朱允炆」的皇家禁衛軍，來到台灣之後，隨即把軍隊分派到周邊各地屯兵開墾，以作為軍事警戒，和從事種植生產的「堡」，以防止「明成祖朱棣」派兵來追殺，和保衛領土安全。
「建文帝朱允炆」的皇家禁衛軍，在台灣各地所建的「堡」，是唸成「埔pùㄆㄨˋ」，這也是他們日後被稱為「平埔族」的原因，其實「埔」字就是「堡」字，「堡」的讀音本來就有兩種1.(保 bǎoㄅㄠˇ)2. (埔pùㄆㄨˋ)。
大陸很多地方「堡」都唸「埔pùㄆㄨˋ」，譬如貴州「屯堡」，就是唸成「屯鋪pùㄆㄨˋ」。客家人在大陸和台灣，也全都把「堡」寫成「埔( 海陸不bùㄅㄨˋ/四縣ㄅㄨˊ)」，所謂「平埔」就是「平堡」，也就是「平原堡壘」的意思，台灣的「平埔/平堡」，全是「大明人」所建的軍事防禦堡壘。
某些人口較多的「堡」，或是人口越來越多的「堡」，就改以明太祖朱元璋詔命全國都要興建「社學」的「社」為名，而稱為「社」。這也是後來「大明人」居住地，被後人誤以為是「番社」的原因，其實這些「社」裡所住的居民，絕大部份都是「大明人」。
所以過去所有住在台灣各「社」裡的人，歷經「荷蘭和西班牙殖民、明鄭統治、大清帝國統治，日本統治」的漫長歲月，他們幾乎完全忘自己「大明人」的祖先母語，而全面閩客化，到了日本殖民時期，日本人已經無法從語言上，去分辨他們的身份。
但是日本人卻明顯地發現這些被稱為「平埔族」的「大明人、大明漢人」，和「閩客漢人」，雖然都宣稱自己是「漢人」，雙方卻有一條極大而明顯的鴻溝無法跨越，甚至彼此都極少互相通婚，因此日本人才可以清楚地分辨他們之間確有不同。
但對台灣歷史無知的日本人，並不知道有「大明漢人」的存在，因此誤以為這些「大明漢人」是漢化的「熟番」，因此就在他們的戶口上，強迫註記一個「熟」字，從此台灣的「大明人、大明漢人」，就全都被視為「漢化」的原住民。
所以現在被日本人在戶口上註記為「熟」的人，其實可能全都是「大明人、大明漢人」，根本就不是「熟番」，也不是「原住民」。這些被註記為「熟」的人，如果要正名，應正名為「大明人」，不應正名為「南島原住民」。
現在有很多「大明人、大明漢人」的子孫，受到少數政客學者欺騙鼓動，到處抗議並爭取自己是「南島原住民」，這是對自己祖先的歷史認識不清所致。
護衛「建文帝朱允炆」來台灣的皇家禁衛軍，個個身形高大，體格健壯，體力又極好，平均身高大約有180公分，所以他們的後代子孫，在荷蘭人剛見到他們時，全都視之為巨人，因為那個時代的荷蘭人，是歐洲最矮的白人，平均身高在165公分以下，很少有高個子，據統計現在荷蘭人的身高，已經比當年平均多出了20公分。
「建文帝朱允炆」的皇家禁衛軍，雖然來到台灣多年，但各「社」的人，仍然不斷進行軍事訓練，平時沒有事情時，無論是白天還是晚上，全都要進行跑步和日夜急行軍的訓練，以強化軍事體能。
明代《東番記》的作者陳第，來台灣時，還曾親眼見到他們的日夜急行軍訓練，而記下他們全都：「無事晝夜習走」。
「走」就是「跑」，「走」在古文中，不是指「走路」，而是指「跑步」。現在閩南語、客家話的「走」，也是「跑」，客家話「走路」是講「行路」。
這些人沒事的時候，白天和夜晚隨時都在練習跑步，既然說是「練習跑步」，就絕不可能是休閒活動，而是軍隊「日行百里」的日夜急行軍的軍事訓練。
所以「建文帝朱允炆」的皇家禁衛軍後代，到了荷蘭殖民時代，還保有非常強大的戰力，這也是船堅砲利、擁有現代武器的西班牙人和荷蘭人，雖然在台灣殖民，卻不斷受到地方反抗軍攻擊，而難以全面佔領全台灣的原因。
「建文帝朱允炆」的皇家禁衛軍，非常善於「日夜急行軍」的奔跑，到了清朝，他們的子孫中，還有一位叫「程天與」的傳奇人物，曾經在清乾隆皇帝面前，和戰馬賽跑，其速度竟勝過戰馬，而受到乾隆皇帝大加封賞。
「程天與」應該是「建文帝朱允炆」的皇家禁衛軍子孫，他先人的「大明王朝」就是被「大清帝國」消滅的，所以他本身，對召見他和他父親三次的乾隆皇帝，是有怨不敢說。
「程天與」因為善於跑步，卻被滿清人取了一個綽號叫「飛番」，硬把他從「大明漢人」改為「番」，讓他極為悶悶不樂。
因此傳說「程天與」死後，不但不肯庇祐在墓前開口講述他是「飛番」，而以「飛番」故事為榮的子孫，甚至還要懲罰他們。
因此「程天與」的子孫每年去為他掃墓，回去之後，很快就會有子孫死亡。也因此「程天與」的墳墓至今還在台南，但他的後代子孫，卻有很長一段時間，完全不敢再去祭掃而荒廢到，連墓碑都幾乎被土掩埋。
「程天與」的子孫不敢去掃墓是真的，但這個不敢去掃墓的傳說故事，想必是有人刻意附會，用來提醒那些對自己祖先歷史無知，因而「數典忘祖」的人，千萬不要「背祖」，而讓祖先不開心。
「建文帝朱允炆」的皇族後裔，曾在台灣台中大甲溪以北，到苗栗大安溪以南這個地區，建了十八個「社」，而成為「建文帝朱允炆」為正朔的「明代王」。
這個「明代王」是國際知名的國王，被荷蘭人稱為「Keizer van Middag」，被英國人稱為「King of Middag」，被德國人稱為「Keiser von Mittag」。
「Middag /Mittag」就是「明代」，「明代王」被台灣原住民稱為「Lelien」，意思是「白晝之王」，「白晝」很「明亮」，所謂「白晝之王」，簡單說就是「明王」，也就是「明代王/大明王」。
其實「Lelien」可能不是原住民母語，原住民口語的「Lelien」的原文應該是「daylight白晝、日光」的意思，「daylight白晝、日光」，也就是「明」。
由於「明代王」的根據地是在大肚山一帶，所以也被後世俗稱為「大肚王國」，其實應該還是要稱為「明代王國」才正確，因為「明代王」是當時國際知名的國王，「大肚王國」並不是正式的國名。
1722年（康熙61年）《臺海使槎錄》一書中記載：「大肚山形，遠望如百雉高城，昔有番長名大眉。」
這個「明代王」，從前不但不是叫「番長」，而應該是叫「明代王」，這位「明代王」也不是叫「大眉」，而應該是叫「大明」。「眉」與「明」字形極為近字，所以是作者故意以「眉」來暗示「明」。
或許《臺海使槎錄》的清朝人，不敢在書中提到「明代王、大明」這幾個字，以免招來文字獄，所以才故意稱「明代王、大明」為「番長、大眉」。
當時所有的官員和外國人、外地人參見「明代王」，都要依「明朝」的禮節「磕頭」。所以當時一些不情願向他「磕頭」的外國人，或不習慣「磕頭」的原住民，就稱他為「磕頭王Quata Ong」，因為一看到「明代王」就非「磕頭」不可，所以叫「磕頭王」。
原住民當時只有「名」沒有「姓」，但「明代王」的歷代國王，全都姓「Camacht」，所以「明代王」絕不是沒有「姓」的原住民。
「Camacht」也不是只是「姓」而已，而是「建文帝朱允炆」的年號「cama建文」再加上明朝的國姓「cht朱」，也就是「Camacht建文朱」，所以「明代王」幾乎可以確定是「建文帝朱允炆」的「明代王國．建文王朝」。
「明代王國．建文王朝」的皇帝「Camachat Maloe」，有一位專門「持節(持藤製符節)」負責和荷蘭人交涉的「繼父」，叫「Tarraboe」，「Tarraboe」應該是「XX伯(泰瑞伯)」的意思。
明代的異姓封爵有：「公、侯、伯」三等，用來封賞功臣和外戚，這個「伯」的伯爵名位，可以在明史中，大量見到。所以「Tarraboe泰瑞伯」的「伯」是一個爵位，不是「叔叔伯伯」的「伯」。
所以「Camachat Maloe」皇帝封自己的「繼父」為「Tarraboe泰瑞伯」不但完全符合明朝的禮制，也符合古禮。《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九命作伯。」《註》：「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
如此看來「建文帝朱允炆」及其後代，可能是先以台南「Kab Ua Sua閣山」為國都，建立「明代王國．建文王朝」。
後來「明代王國．建文王朝」的皇族後裔，在某一個時期，又把國都遷離台南「Kab Ua Sua閣山」，而往北遷入台中的「大肚山」，最後在「大肚山」重建新國都，並且在兵力增強時，正式對外公開使用「明代王國．建文王朝」的國號和年號。
至於台南地區和「Kab Ua Sua閣山」，「明代王國．建文王朝」則仍然繼續維持一部份軍力，並保持掌管「三法司」的司法機關，以共同防衛和管理台南地區。
如此看來，荷蘭人侵台之前，台灣至少從苗栗到台南，可能全是「明代王國．建文王朝」的勢力範圍。
若不是「荷蘭人、西班牙人」入侵台灣，而造成「明代王國．建文王朝」逐漸崩毀，或許台灣全島，最後全都會成為「明代王國．建文王朝」的領土。
由此可以見到，在荷蘭人殖民時代，已經有「明代王國．建文王朝」在台灣建國，這個國家是「台灣明朝」的國家，並不是「原住民」建立的國家。
現在很多「南島主義」的學者，把「明代王國．建文王朝」描述成原住民的國家，甚至把「明代王國．建文王朝」的國王，畫成穿著原住民服飾的原住民族長，這完全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明代王國．建文王朝」曾經和荷蘭人長期作戰，荷蘭人完全無法徹底征服他們，最後「明代王國．建文王朝」雖然不得已和荷蘭人議和，卻一直到鄭成功的軍隊進攻荷蘭人時，仍然還是保持半獨立王國的狀態。整個「明代王國．建文王朝」，最後雖然國力日衰，卻仍然沒有完全落入荷蘭殖民軍手中。
西班牙和荷蘭殖民軍，在世界各殖民地無不所向披靡，如入無人之境，全世界各大洲的殖民地人民，幾乎完全沒有辦法對抗他們，多數只能隨他們任意宰割。
但「明代王國．建文王朝」的「大肚山」根據地，只能算是台地，並不是高山，卻能保持半獨立，由此就可以看出「明代王」的軍隊，絕不是臨時組成的部落武力，而極有可能是一支，擁有數千軍人，甚至擁有上萬軍人，並且受訓精良的常備正規軍。
甚至「明代王國．建文王朝」的正規軍，也可能在弓矢刀劍之外，或許還擁有槍枝的現代化武力，否則荷蘭基督教恐佈主義軍隊，既擁有現代化武力，又殺人不眨眼，沒有理由無法將「明代王國．建文王朝」消滅。
這個「明代王國．建文王朝」，雖然在荷蘭人殖民之後，就日漸衰落，但在鄭成功攻打荷蘭人時，可能為了堅持自己國家的皇帝，才是真正「明朝正統」，因此完全不肯交出兵權給鄭成功，也不肯降服於鄭成功。
這個在台灣建立的「明代王國．建文王朝」，也極可能因為派出的使節，在和鄭成功談判時，不小心脫口說出「明朝正統」幾個字，而大大觸怒了以「反清復明」為口號的鄭成功，最後竟然被鄭成功的軍隊打到全盤潰散，而屠殺到只剩6人，等於完全滅絕。
鄭成功可能是怕留下一個，足以和他爭搶權力，而且是「明朝正統」的「建文帝朱允炆」後代帝王，這對他未來的權力，會成為極大的新威脅，這也是為什麼鄭成功在台灣各地，幾乎都是招降納叛，卻獨獨對「明代王國．建文王朝」，趕盡殺絕的最可能原因。
所以說，鄭成功應該是完全確認當時的「明代王國．建文王朝」就是「建文帝朱允炆」的後裔，「明代王國．建文王朝」所統領的各「社」，其人民也全都是「大明人」，日後會引發「明朝正統」之爭，才會對「明代王國．建文王朝」及其臣民，下這麼重的毒手。
近來有學者到處宣傳，說鄭成功屠殺了「大肚王國」的「平埔族原住民」，但鄭成功確實因為爭「明朝正統」的政治因素，屠殺了「明代王國．建文王朝/大肚王國」的臣民，但他屠殺的「明代王國．建文王朝/大肚王國」是「大明漢人」，絕不是「平埔族原住民」。
台灣「大明人」的士兵，初期戰力其實是很強的，就像長期和「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軍團」長期對抗的麻豆社反抗軍，在1629年對「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軍團」，發動突襲，一舉就殲滅由「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軍團」60位軍人所組成的部隊，英勇的「麻豆社反抗軍」，本身則無一人傷亡。
「麻豆社反抗軍」在武器完全不如對方之下，能夠一次殲滅60人的荷蘭大部隊，本身卻連一人都沒有傷亡，別說是全世界的反抗軍，就連當時世界各國的正規軍，都很難有這樣毫無死傷的驚人戰果。
由此可見「麻豆社反抗軍」絕對不是臨時組成的農民兵或部落戰士，而極可能是一支訓練有素的正規軍，因為任何沒有軍事訓練的農民兵，或原始部落戰士，都不可能達成一舉殲滅60位荷蘭士兵之後，自己卻毫無死傷的戰果。
由於很多「南島主義者」，基於政治立場，一貫喜歡把荷蘭殖民之前的台灣，視為原始蠻荒之地的「史前時代」，他們根本不承認有「大明人」曾在台灣開墾的歷史，更別說要他們承認「大明人」在台灣，還擁有常備武力。
「南島主義者」由於否定「大明人」的存在，而扭曲「大明人」為「南島平埔族、南島熟番」，因此他們根本無法合理解釋，荷蘭人統治之前，或之後的各種歷史事件以及宗教文化。
譬如「南島西拉雅主義者」長期宣稱，荷蘭人統治的「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地區，全是「南島西拉雅族」人，這其實是極為荒謬的胡言亂語。
因為「南島西拉雅主義者」假造出來的「南島西拉雅族」，所信的宗教是信仰「阿立祖」。
但事實卻是「阿立祖」祭祀時所用的《祝詞、牽曲》，全都是使用道教的漢語，甚至這些漢語《祝詞》中，還有「潘家歷代祖先」一語，在《牽曲》中更呼喊漢族信仰的道教「太上老君」的「阿李、如龍、萬物母」稱號。
這些證據都明白顯示，「阿立祖」的信仰者，根本就不是講「南島語系」的「南島西拉雅族」，而是道道地地的「漢族」。
祭祀「阿立祖」的《祝詞、牽曲》既是「道教漢語」，也等於直接證明荷蘭人統治的「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多數都是信仰道教，並且使用漢語的「大明人、大明漢人」，根本就不是什麼「南島語系」的「南島西拉雅族」。
所以「南島西拉雅主義者」宣稱，「南島西拉雅語」是「阿立祖」信仰地區的「南島西拉雅族」母語，根本就是造假捏造出來的。
「Siraya西拉雅族」這個民族概念，在荷蘭人的眼中，是根本不存在的；荷蘭人眼中只有「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人，「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只是一個基督教傳教區域，不是一個種族名。
「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是被無知的日本人亂搞成「Siraya西拉雅族」的，而「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居民更是被無知的日本人亂搞成「熟番」的。
所以說，所有「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的「大明人、大明漢人」的後代，當然要為自己和自己的祖先，重新「正名」為「大明人、大明漢人」才對。
「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地方信仰「阿立祖」的人，應該要明白，自己的祖先是「大明人、大明漢人」，自己的祖先是掩護明朝「建文帝朱允炆」來台灣的皇家禁衛軍和臣民，也是不惜犧牲生命，挺身對抗「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軍團」的偉大台灣英雄之後裔。
「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地方信仰「阿立祖」的人，應該要明白，自己的祖先都是勇敢善戰的「大明王朝」忠臣猛將，其中有些人的祖先，更是江西「閣皂山」有大修行的道教武功高手，這些才是你們祖先真正的身份，也是你們祖先真實而光榮的歷史。
你們不能被一些刻意變造你們種族身份，對你們進行「種族改造」的政客學者欺騙，而誤以為自己是從來不曾存在的「南島西拉雅族」。
台灣的「平埔族」多數是「大明人、大明漢人」，不是「原住民」。現在有很多政客利用醫學血液檢測，或各種說法，強力宣傳台灣「閩客漢人」，都有「平埔族」血統，所以都是漢化「原住民」。
其實就算「閩客漢人」醫學血液檢測之後，發現全都有「平埔人」血統，也只是說「閩客漢人」全都有「大明漢人」血統，最後答案還是「閩客漢人」全都有「漢人」血統，所以這種檢測根本就是醫學笑話。
「平埔人」和「閩客漢人」都同是「漢人」，血統當然大同小異，不管怎麼混合還是「漢人」，即使不混合也分別都還是「漢人」；所以血液檢測之後，當然會出現，你有的我多少也有一點，我有的你也多少有一點，全台灣的「閩客漢人」都一樣，一點也不稀奇。
更可笑的是，現在連台灣誰是真的「平埔人」，或那裡還有真正「平埔人」，都已經完全不能確定了，這些醫師竟然還能找到真的「南島平埔人」來作樣本，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這些搞血液對比的醫師，他們究竟是從那裡找來所謂真正的「南島平埔人」血液，來作為「南島平埔人」樣本依據，而來和「閩客漢人」作對比？
既然是涉及台灣各族群的醫學報告，當然就有責任要公開這些所謂「南島平埔人」的身份證明，讓大家知道這些「南島平埔人」的樣本，是真的還是假的。
因為如果「南島平埔人」的樣本是假的，那些人根本就不是「南島平埔人」，那所有的醫學研究，就當然全是假的。
據說這些醫師真的曾到台南「吉貝耍」，把那些來自大陸的「大明漢人(外省漢人)」當成「南島平埔人」的樣本，而抽取他們的血液，再拿來和「閩客漢人」作對比，而作出「閩客漢人全都有平埔族血統」的醫學報告。
如果這是真的，那這可真是世界級的醫學笑話，真的要笑到全天下人，全都噴血了。
因為這些醫師拿「吉貝耍」的「大明漢人(外省漢人)」作樣本來對比，所作出來的結論，套用「南島主義者」的話來說，就是：「閩客漢人全都是外省人變的！作血液檢測的醫師，也全是外省人變的！」
何況也不是沒有人懷疑，這個世界可能從來就沒有「南島平埔人」這個人種，所謂「南島平埔人」可能只是某一群人，因為對歷史認識不清，而在頭腦裡幻想出來的「幻想人種」；因為就我們對歷史的觀察而言，只有「大明平埔人、台灣平埔人」，根本就沒有「南島平埔人」。
一個人的祖先，如果本來就是「大明人、大明漢人」，就算自己不想當「大明人、大明漢人」，仍然還是「大明人、大明漢人」，歷史也還是要這樣記載，不會有所改變。
明代之前的漢人，和「台灣大明人」，是台灣歷史失落的重要環節，《台灣史》不能沒有明代之前的漢人史，以及「台灣大明史」。
尤其是《台灣史》，如果沒有「台灣大明史」，台灣的歷史就會成為一部偽史，裡面就會出現一大堆像「木棉花民族、南島西拉雅族、原住民大肚王，閩客漢人全是南島平埔族…」這類偽造不實的「假民族、假文化、假歷史」。
《台灣史》如果不把「台灣大明史」的「明代王國．建文王朝」這個環節補回去，就永遠解不開台灣歷史中，很多令人難以理解的事物，也會扭曲很多歷史事實。
所以說，將來編寫《台灣史》的人，一定要補上「台灣大明史」的「明代王國．建文王朝」，唯有補上「台灣大明史」的「明代王國．建文王朝」的《台灣史》，才是真正完整的《台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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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島主義者」經常引述《文獻會台灣通志卷》：「為表示歸附，曾於乾隆23年 (1758) 令歸附平埔族薙髮結辮並實施賜姓政策，亦令改用漢名」作為證據，來宣稱台灣人都是平埔族「改漢姓」而來，不是真的「漢人」。
實際上，滿清官方並不使用「平埔族」這個字眼，甚至沒有「平埔族」和「高山族」是兩大族群的概念，
滿清人把原住民分為「生番、化番、熟番」三種，1. 「生番」完全沒有「輸餉納糧、編籍應差」。2. 「化番」有「輸餉納糧」，但沒有「編籍應差」。3. 「熟番」完全有「輸餉納糧、編籍應差」。
所以滿清官方只分出「生番、化番、熟番」三種原住民，所以他們沒有「平埔族」這種族群概念。而滿清官方認定的「熟番」也不是「平埔族」。
因此所謂：「乾隆23年，令歸附『平埔族』薙髮結辮並實施賜姓政策，亦令改用漢名。」是後人不正確的講法。正確的講法應該是：「乾隆23年，令歸附『熟番』薙髮結辮並實施賜姓政策，亦令改用漢名。」
清代官方講的「熟番」，絕不等於「平埔族」，因此清代只有「熟番」會被「賜漢姓」，絕不會有「平埔族」被「賜漢姓」。
清代「熟番」被「賜漢姓」，是指有「輸餉納糧、編籍應差」的原住民，被「賜漢姓」，絕不等於「平埔族」被「賜漢姓」。
清代「熟番」也不是指已經「漢化」的原住民，清代「熟番」是指還沒有「漢化」的原住民，「熟番」要等到「薙髮結辮、賜姓改名」之後，才是強迫「漢化」的開始。
但「熟番」真正漢化，要等到「原住民母語」完全消失，而只用「漢語」，才算「漢化」成功，「熟番」一旦「漢化」成功，就等於是「漢人」，就和「漢人」完全無異，這時候就不稱為「番」，而稱為「漢人」。
由此可見滿清所講的「熟番」，絕不是已經「漢化」的「原住民」，已經「漢化」的「原住民」就等於「漢人」，就不需要「薙髮結辮、賜姓改名」這些事了。
所以說清代講的「熟番」是指還沒有「漢化」的原住民，而日本人講的「熟番、平埔族」卻是指已經完全「漢化」，而住在平原地區的原住民。
因此絕不能把清代「未漢化」的「熟番」，誤當成日本人講的「已漢化」的「熟番、平埔族」，否則就會搞錯歷史事件。
所以「乾隆23年，令歸附『熟番』薙髮結辮並實施賜姓政策，亦令改用漢名。」這段話裡所講的「熟番」，其中有一部份是指「山地原住民」，而不全都是「平地原住民」。
現在有很多學者在計算「平埔族」的「漢化」的人口數量時，就是因為不知道清代「熟番」不全是「平地原住民/平埔族」，所以就把不是住在平原地區的清代「熟番」，全都算進住在平原地區的「平埔族」裡面去了，因此「平埔族」的人數就會變得過多，而產生錯誤。
況且被「賜姓改名」和「漢化」，根本就是兩件無關的事，絕對不能混為一談。因為「賜姓」很容易，幾秒鐘就能完成，至於非強迫性的「自然漢化」，就極為困難。
我們不能否認，會有強迫原住民學習漢語的事情，但被強迫學習漢語的原住民占極少數，大部份原住民會講漢語，都是生活上自然學成的，這就是「自然漢化」。
原住民「自然漢化」必須要有兩個條件：1.當地「漢人」人口必須多於「原住民」，這必須有當對多數的漢人移入當地。2. 相對多數的「漢人」，移入當地時間必須超過一代人，甚至兩代人以上，才有可能讓「原住民」的母語完全消失而「漢化」。
原住民被「賜漢姓」，雖然也能開啟「漢化」，但卻未必能達成「漢化」；原住民如果被「自然漢化」，主要問題是在「人口優勢」。
假設某地的「平埔人」真的是「自然漢化」而來，一定是當地「漢人」比較多，才有可能「漢化」，如果當地是「原住民」比較多，反而會產生「自然原化」。
這就像台灣的客家人，雖然和閩南人同為漢語支系，但也只會在客家人極少的地方，才會被自然閩南化；而在客家人占絕大多數的地方，就絕不可能發生被自然閩南化的情形，少數的閩南人反而會變成客家人。
因此如果某地有1萬原住民「自然漢化」，那麼該地也一定住有1萬或更多的漢人，才有可能將該地原住民「自然漢化」，否則漢人反而會被「自然原化」。
所以會發生原住民「自然漢化」的地區，即使最早期住的全是「原住民」，但逐漸移入的「漢人」，一定是在某一段時期，忽然大量超過了「原住民」，並且雙方不斷交流，才會出現原住民「自然漢化」的現象。
所以說，如果台灣「原住民」被「漢化」，絕對是該地區的「漢人」，在某一段時間，在大家沒有注意時，忽然占了相對多數，否則就算「原住民」想要「漢化」，也根本沒有地方可以學「漢語」。
因此學者所謂，台灣的「閩客漢人」，全是「南島原住民」漢化而成，這完全不合事實；因為任何「漢化」地區，最低限度，都會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原本就是「閩客漢人」。
台灣的「南島主義者」甚至說，「平埔人、熟番」全是「南島原住民」，這也是完全經不起檢驗的錯誤論述。
我們就以被「南島主義者」視為「平埔人、熟番、南島西拉雅人」的「樣板部落」的台南「Kab Ua Sua吉貝耍」來說明，「平埔人、熟番」全是「南島原住民」的理論，是何等的荒謬。
那些過去被日本人、學者、政客、醫師…，確定為百分之百是漢化「平埔人、熟番」，而被「南島主義者」，拿來作為南島西拉雅人「樣板部落」的台南「吉貝耍」居民。
他們現在雖然全都講閩南語，但他們祖先留傳下來，祭祀「阿立祖」的《祝詞、牽曲》，卻全都是道教的「漢語」，他們住的「Kab Ua Sua吉貝耍」地名，也是明代道教的「閣皂山、閣山」。
這個完全否定「平埔人、熟番」是「南島原住民」的「吉貝耍漢族真象」，給了我們一個極大的懷疑基石，那就是荷蘭殖民時代，台灣各「社」裡面所有的「平埔人、熟番」，極可能和「吉貝耍」居民一樣，其實全都是「大明漢人」。
如果真是這樣，過去被認為「漢化」的「平埔人、熟番」，其實根本就沒有被「漢化」，因為他們本來就是「漢人」，他們只是使用不同漢語的「漢人」被「閩客化」，所以根本不是被「漢化」。
過去「閩客漢人」，由於完全聽不懂那些比他們還早來台灣的「漢人」所講的外地漢語，因而誤以為他們是原住民，所以才稱他們為「平埔族、熟番」。
這些失去身份的「大明人」，人口遍佈台灣西部平原，其人口成分是以「大明漢人」為主，而以大明朝其他各民族為輔，所以他們之中大部份是漢姓，其中也有很多其他民族的姓氏。
在「大明人」遷徙於台灣之前，當然可能已經有不少，明代之前的漢人在台灣居住，但這些漢人，並未造成台灣人口結構巨大變動。
「大明人」大量遷徙於台灣，造成台灣人口結構巨大變動的時間，可能是在「明成祖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搶走「建文帝朱允炆」皇位的時候。
也就是說，台灣「大明人」中，最重要的主角，就是保護「建文帝朱允炆」，以躲避「明成祖朱棣」追殺的江西「閣皂山」道士，再加上「建文帝朱允炆」的大批文武官員，以及他們的眷屬和平民。
這些以江西「閣皂山閣皂宗」道士為前導的「建文帝朱允炆」皇家禁衛軍，在發生「靖難之役」時，掩護「建文帝朱允炆」向南方逃匿之後，除了在大陸各地，大量釋放「建文帝朱允炆」是剃髮假扮「和尚」逃走作為煙幕，以吸引叛變的「明成祖朱棣」往佛教的錯誤方向偵察之外，更在大陸南方各地製造假的「建文帝朱允炆」在各處起兵，以及製造假的「建文帝朱允炆」在某處停留的痕跡，以及建造「建文帝朱允炆」已死的假墳墓，以掩人耳目。
明朝「建文帝朱允炆」的「閣皂山閣皂宗」宮廷道士，和皇家禁衛軍，在來台之前，極可能還刻意利用「靖難之役」的兵荒馬亂，在江西「閣皂山」附近的城鎮，以及沿路上，招集成千上萬忠勇的軍民，攜帶大量家眷，偽造逃往台灣的假難民，並且在這些假難民的掩護之下，大量乘船從台南的大灣登陸，而把「建文帝朱允炆」，藏匿在台南北邊的「Kab Ua Sua吉貝耍」附近。
所以說，現在被某些「南島西拉雅主義」的學者政客，長期進行「種族改造」，而變成「西拉雅族」的台南各姓人士，極可能全都是明朝「建文帝朱允炆」的皇家禁衛軍，專門負責監視台南港口和海岸的皇家禁衛軍後裔。
因為他們在祭祀「阿立祖/太上老君」的《祝詞、牽曲》中，用的就是和「閩南語、客家話」不同的漢語，根本就不是「南島西拉雅語」，他們也全都不是「原住民」。
否則他們祭祀「阿立祖/太上老君」的《祝詞、牽曲》，就不可能使用漢語，也不可能出現「潘家祖先」和道教「太上老君」的「阿李、如龍、萬物母」等稱號。
台南「Kab Ua Sua閣山」的「大明漢語」漢語，是和「閩南語、客家話」不同的漢語，這種漢語可能是由「建文帝朱允炆」皇家禁衛軍及百姓的各地方語言，混合而成的一種獨特漢語。
台南「Kab Ua Sua閣山」地區，過去根本就沒有「南島語」，也根本沒有半個住民是「原住民」或「南島民族」，更沒有什麼「南島西拉雅族」。
台南「Kab Ua Sua閣山」地區的「南島語、南島民族、南島西拉雅族」，是被學者政客長期進行教育洗腦，強迫洗出來的。
「Kab Ua Sua」的名稱來源，就是護衛「建文帝朱允炆」的宫廷道長，在江西修行的「閣皂山、閣山」。
由於清朝才移民來台南的閩南人，不知道「Kab Ua Sua」的本義，就誤以為「閣皂山、閣山」是原住民語言，因此錯譯為「吉貝耍」，後來又被「南島主義者」扭曲成「木棉花、攀枝花」。
台南的「Kab Ua Sua閣山」極可能是「建文帝朱允炆」的「明代王國．建文王朝」在台灣的第一個國都，「Kab Ua Sua閣山」也可能代表「建文帝朱允炆」政教合一的最高權力機構，是「皇宫」和「三法司」的綜合體。
「Kab Ua Sua閣山」機構，應是由道教閣皂宗的道長，和官員共同負責「建文帝朱允炆」的「春秋祭祀」及政務工作。
荷蘭人稱掌理台南「Kab Ua Sua閣山」的閣員，為「Cabessa」長老，其實荷蘭人講的「Cabessa」就是台南的「Kab Ua Sua閣山」。
荷蘭人說「Cabessa /Kab Ua Sua閣山」長老，掌理三個議會，叫「Tackakusach、Takasach、Quaty」。這應該就是明代的司法機關「刑部上書、都察院、大理」。
「Tackakusach(刑部上書)、Takasach(都察院)、Quaty(大理)」就是明朝的「三法司」，是「三司會審」的司法機關。
「Kab Ua Sua閣山/ Cabessa」內閣，下設的「Tackakusach刑部上書、Takasach都察院、Quaty大理」，類似「君主內閣制」，總共有十二位閣員，每人任期二年，期滿重新改選，不得繼任，很像是西方長老組織的議會。
由於「建文帝朱允炆」在台灣實行極為民主的「君主內閣制」，所以荷蘭人才會說，他們在台灣殖民地的居民，有民主議會組織，組織中還有長老。
由此可見，中國明代的「君主內閣制」，在荷蘭人眼中，其民主評價是很高的。所以研究《明代史》的人，應該要用更客觀正面的態度，去研究明代的 「君主內閣制」，說不定會發現很多文明的了不起制度，不要老是把歷代的帝王的統治，全用「封建獨裁」一語帶過，好像整個歷史沒半個優點。
「Cabessa /Kab Ua Sua閣山」的「三法司」閣員，在初建制於「Cabessa /Kab Ua Sua閣山」時，似乎把「建文帝朱允炆」，隱藏在「三法司」制度的背後，不讓人發現他的存在，以防止「明成祖朱棣」的追殺。
「Cabessa /Kab Ua Sua閣山」的「三法司」閣員，到了荷蘭殖民時期，仍然還有極高的權力，能全權代表所有荷蘭殖民的「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中的「蕭壟社、麻豆社、目加溜灣社、新港社」等四大社所有的「漢人」和荷蘭人進行談判。
「Cabessa /Kab Ua Sua閣山」，也是荷蘭當局對四大社「漢人」政策諮詢的對象，「Cabessa /Kab Ua Sua閣山」也能全權調解和仲裁四大社「漢人」之間的一切糾紛。
由此可知「蕭壟社、麻豆社、目加溜灣社、新港社」這四大社所住的居民，過去雖然被認定為「平埔族、熟番」，其實他們全都是「大明漢人」，根本就不是「原住民、平埔族、熟番、南島西拉雅人」。
所以說「南島主義者」把「Kab Ua Sua/ Cabessa閣山」這個「大明漢人」的宫廷內閣，講成是「南島語」的「木棉花、攀枝花」，還搞出一個虛假的「南島西拉雅木棉花民族」來欺騙全世界，確實顯得低級可笑。
從「南島主義者」把「大明漢語」的「Kab Ua Sua」扭曲成「南島語」的「木棉花、攀枝花」，我們就可以清楚見識到「南島主義者」，是如何把明明不是「南島語」的「漢語」地名，搞成「南島語」的技倆了。
很多「南島主義者」，利用漢語文獻不足的弱點，在把外國人透過「大明漢語」譯成的「荷蘭語、西班牙語、英語…」的地名和人名，重新譯回「漢語」時，就上下其手，故意往「南島語、原住民語」的方向去譯，以掩飾本來是「漢語」的事實。
就像荷蘭殖民時代，在台灣被稱為「大肚王」的「Camacht」這個姓氏，「南島主義者」翻譯時，就會刻意把「Camacht」譯成「甘仔轄、柯達王、…」這類會讓人誤以為是原住民的名字。
為什麼說「大肚王」的「Camacht」，一定是「漢姓」，因為乾隆23年，滿清在台灣開始賜姓之前，台灣原住民全都只有「名」沒有「姓」，
而明代的「大肚王」和繼承人，卻代代都姓「Camacht」，這明代就已經有「姓」的「大肚王」，當然不可能是原住民，所以他們的「姓」，一定就是「漢姓」，既然是「漢姓」，當然不能譯成「甘仔轄、柯達王…」這種，會讓人誤以為是原住民的「姓」。
譬如清代《新港文書(番仔契) 》上面，開頭就出現的「attaing」，「南島主義者」就宣稱這是「南島語」，但「attaing」根本就是過去各地方常聽到，類似客家話的「押訂」，這「attaing」根本就不是「南島語」，而是百分之百的漢語。
所以《新港文書(番仔契) 》裡面的語言，若不是某種消失的漢語支系語言，便是混合多種漢語和原住民語的「政商語」，絕不可能是「南島語、南島西拉雅語」。
就像祭祀「阿立祖/太上老君」的《祝祠、牽曲》明明就是「大明漢語」，「南島主義者」都還敢公然欺騙全世界，說《祝祠、牽曲》是失落的「南島西拉雅語」。
甚至《牽曲》明明是呼喊道教的「太上老君」，「南島主義者」卻還是敢欺騙全世界，說《牽曲》是祭「南島西拉雅族」的「祖靈」。
「南島主義者」為了假造「阿立祖」信仰和「南島西拉雅族」的關係，他們帶著有恃無恐的欺騙心態，在漢人居住而人口較少的「Kab Ua Sua吉貝耍」地區，編造出一個完全虛構的「南島西拉雅族、木棉花民族」，甚至透過學校教育，來對當地的漢人兒童，進行長期「南島原住民化」的洗腦教育。
所以台灣在荷蘭殖民之前的歷史，之所以會看起來完全沒有「大明人、大明漢人」開墾的痕跡，主要就是被這些「南島主義」政客學者，帶著偏差的仇漢心態，把「大明人、大明漢人」的「人種、語言、宗教、文化」，透過「南島主義」論述和「種族改造」，全都抹得乾乾淨淨。
所以說，一個有良知而忠於歷史的學者，是絕不會認同「南島主義者」所編造的「南島西拉雅族、木棉花民族」歷史，甚至還會起來揭發他們。
在明朝「靖難之役」後，由於皇宮中，屬於江西「閣皂山閣皂宗」的多位武功高強的道長，和「建文帝朱允炆」同時失蹤，最後當然讓「明成祖朱棣」起了重大的疑心。
因此「明成祖朱棣」就開始打壓當時極為興盛的江西「閣皂山」的「閣皂宗」，而另立「武當山」作為道教的中心，並以知名的道士張三丰，作為「武當山」的主要宣傳人物，來為「武當山」作宣傳。
從此「武當山」就廣為人知而興盛起來，而江西「閣皂山」也自此開始荒廢，不到幾年，原本繁盛的江西「閣皂山」，就觀毀人去，而江西「閣皂山」知名的「閣皂宗」，也從此一厥不振，最後在江西「閣皂山」上，完全絕跡。
這也足以說明，台南「Kab Ua Sua閣皂山、閣山」祭祀「阿立祖/太上老君」的信仰，確實和江西葛玄天師道脈的「閣皂山閣皂宗」盛衰，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由於「明成祖朱棣」懷疑「建文帝朱允炆」躲藏在海外，他不為了征戰，卻花費巨資和人力，派鄭和七次下西洋，其真正目的，一直被認為是為了搜捕「建文帝朱允炆」。
鄭和的軍隊也曾在台灣進行搜捕行動，但都無功而返，其原因當然是「建文帝朱允炆」在台灣的皇家禁衛軍小心防備，人人守口如瓶，完全不漏口風所致。
由於當年匆促逃難，又極度祕密地護衛「建文帝朱允炆」，這些皇家禁衛軍裡面，絕大部份姓氏的人，才會沒有留下任何自己在大陸的族譜，或自己的身份記錄，以免被搜出成為罪證，甚至害死了「建文帝朱允炆」，所以他們的家族來源，多數僅用口傳。
甚至連「建文帝朱允炆」最初的時候，都有可能因為躲避搜捕，而暫時改「朱」姓為「潘」姓，或隱匿在「潘」姓人家之中，後來才恢復「朱」姓。所以「吉貝耍」祭祀「阿立祖」的《祝詞》中，才會出現「潘家歷代祖先」一語。
在清乾隆23年，滿清賜姓給「熟番」之前，台灣早就已經有很多常見和罕見的漢姓，這些漢人姓氏，全都不是滿清所賜。但這些姓氏的子孫，由於各種原因，無法向別人清楚說明自己的祖籍，最後有些人，才會誤以為，自己是被滿清賜姓的原住民。
當然，其中也還有某些姓氏，如「買」姓的人，在幾百年之後還能根據口傳，記得祖籍是江西；如「段」姓人，甚至還能提出「族譜」，明確說出祖籍是江西萍鄉。而吉貝耍的「潘」姓，甚至還直接出現在祭祀「阿立祖/太上老君」的《祝詞》裡面。
由於先人刻意隱藏身份，所以現在那些「南島西拉雅主義者」，就能夠在他們的族譜上，挑撥生事，而將這些「大明人」全部「南島化」，將他們全部扭曲成為「南島原住民」。
在明代「大明漢人」大量來台之後，台灣在荷蘭殖民時，又召來了一大批漢人在台灣開墾，「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之後，又帶來更多「明鄭」軍隊的漢人，以及隨之而來的「明鄭」大量漢人移民。這些漢人，不全是閩客移民，也有來自大陸各省的移民，所以說在明朝，台灣已經有大量來自大陸各省的漢人，也分別有各種不同的姓氏。
當「建文帝朱允炆」的皇家禁衛軍，來到台灣之後，隨即把軍隊分派到周邊各地屯兵開墾，以作為軍事警戒，和從事種植生產的「堡」，以防止「明成祖朱棣」派兵來追殺，和保衛領土安全。
「建文帝朱允炆」的皇家禁衛軍，在台灣各地所建的「堡」，是唸成「埔pùㄆㄨˋ」，這也是他們日後被稱為「平埔族」的原因，其實「埔」字就是「堡」字，「堡」的讀音本來就有兩種1.(保 bǎoㄅㄠˇ)2. (埔pùㄆㄨˋ)。
大陸很多地方「堡」都唸「埔pùㄆㄨˋ」，譬如貴州「屯堡」，就是唸成「屯鋪pùㄆㄨˋ」。客家人在大陸和台灣，也全都把「堡」寫成「埔( 海陸不bùㄅㄨˋ/四縣ㄅㄨˊ)」，所謂「平埔」就是「平堡」，也就是「平原堡壘」的意思，台灣的「平埔/平堡」，全是「大明人」所建的軍事防禦堡壘。
某些人口較多的「堡」，或是人口越來越多的「堡」，就改以明太祖朱元璋詔命全國都要興建「社學」的「社」為名，而稱為「社」。這也是後來「大明人」居住地，被後人誤以為是「番社」的原因，其實這些「社」裡所住的居民，絕大部份都是「大明人」。
所以過去所有住在台灣各「社」裡的人，歷經「荷蘭和西班牙殖民、明鄭統治、大清帝國統治，日本統治」的漫長歲月，他們幾乎完全忘自己「大明人」的祖先母語，而全面閩客化，到了日本殖民時期，日本人已經無法從語言上，去分辨他們的身份。
但是日本人卻明顯地發現這些被稱為「平埔族」的「大明人、大明漢人」，和「閩客漢人」，雖然都宣稱自己是「漢人」，雙方卻有一條極大而明顯的鴻溝無法跨越，甚至彼此都極少互相通婚，因此日本人才可以清楚地分辨他們之間確有不同。
但對台灣歷史無知的日本人，並不知道有「大明漢人」的存在，因此誤以為這些「大明漢人」是漢化的「熟番」，因此就在他們的戶口上，強迫註記一個「熟」字，從此台灣的「大明人、大明漢人」，就全都被視為「漢化」的原住民。
所以現在被日本人在戶口上註記為「熟」的人，其實可能全都是「大明人、大明漢人」，根本就不是「熟番」，也不是「原住民」。這些被註記為「熟」的人，如果要正名，應正名為「大明人」，不應正名為「南島原住民」。
現在有很多「大明人、大明漢人」的子孫，受到少數政客學者欺騙鼓動，到處抗議並爭取自己是「南島原住民」，這是對自己祖先的歷史認識不清所致。
護衛「建文帝朱允炆」來台灣的皇家禁衛軍，個個身形高大，體格健壯，體力又極好，平均身高大約有180公分，所以他們的後代子孫，在荷蘭人剛見到他們時，全都視之為巨人，因為那個時代的荷蘭人，是歐洲最矮的白人，平均身高在165公分以下，很少有高個子，據統計現在荷蘭人的身高，已經比當年平均多出了20公分。
「建文帝朱允炆」的皇家禁衛軍，雖然來到台灣多年，但各「社」的人，仍然不斷進行軍事訓練，平時沒有事情時，無論是白天還是晚上，全都要進行跑步和日夜急行軍的訓練，以強化軍事體能。
明代《東番記》的作者陳第，來台灣時，還曾親眼見到他們的日夜急行軍訓練，而記下他們全都：「無事晝夜習走」。
「走」就是「跑」，「走」在古文中，不是指「走路」，而是指「跑步」。現在閩南語、客家話的「走」，也是「跑」，客家話「走路」是講「行路」。
這些人沒事的時候，白天和夜晚隨時都在練習跑步，既然說是「練習跑步」，就絕不可能是休閒活動，而是軍隊「日行百里」的日夜急行軍的軍事訓練。
所以「建文帝朱允炆」的皇家禁衛軍後代，到了荷蘭殖民時代，還保有非常強大的戰力，這也是船堅砲利、擁有現代武器的西班牙人和荷蘭人，雖然在台灣殖民，卻不斷受到地方反抗軍攻擊，而難以全面佔領全台灣的原因。
「建文帝朱允炆」的皇家禁衛軍，非常善於「日夜急行軍」的奔跑，到了清朝，他們的子孫中，還有一位叫「程天與」的傳奇人物，曾經在清乾隆皇帝面前，和戰馬賽跑，其速度竟勝過戰馬，而受到乾隆皇帝大加封賞。
「程天與」應該是「建文帝朱允炆」的皇家禁衛軍子孫，他先人的「大明王朝」就是被「大清帝國」消滅的，所以他本身，對召見他和他父親三次的乾隆皇帝，是有怨不敢說。
「程天與」因為善於跑步，卻被滿清人取了一個綽號叫「飛番」，硬把他從「大明漢人」改為「番」，讓他極為悶悶不樂。
因此傳說「程天與」死後，不但不肯庇祐在墓前開口講述他是「飛番」，而以「飛番」故事為榮的子孫，甚至還要懲罰他們。
因此「程天與」的子孫每年去為他掃墓，回去之後，很快就會有子孫死亡。也因此「程天與」的墳墓至今還在台南，但他的後代子孫，卻有很長一段時間，完全不敢再去祭掃而荒廢到，連墓碑都幾乎被土掩埋。
「程天與」的子孫不敢去掃墓是真的，但這個不敢去掃墓的傳說故事，想必是有人刻意附會，用來提醒那些對自己祖先歷史無知，因而「數典忘祖」的人，千萬不要「背祖」，而讓祖先不開心。
「建文帝朱允炆」的皇族後裔，曾在台灣台中大甲溪以北，到苗栗大安溪以南這個地區，建了十八個「社」，而成為「建文帝朱允炆」為正朔的「明代王」。
這個「明代王」是國際知名的國王，被荷蘭人稱為「Keizer van Middag」，被英國人稱為「King of Middag」，被德國人稱為「Keiser von Mittag」。
「Middag /Mittag」就是「明代」，「明代王」被台灣原住民稱為「Lelien」，意思是「白晝之王」，「白晝」很「明亮」，所謂「白晝之王」，簡單說就是「明王」，也就是「明代王/大明王」。
其實「Lelien」可能不是原住民母語，原住民口語的「Lelien」的原文應該是「daylight白晝、日光」的意思，「daylight白晝、日光」，也就是「明」。
由於「明代王」的根據地是在大肚山一帶，所以也被後世俗稱為「大肚王國」，其實應該還是要稱為「明代王國」才正確，因為「明代王」是當時國際知名的國王，「大肚王國」並不是正式的國名。
1722年（康熙61年）《臺海使槎錄》一書中記載：「大肚山形，遠望如百雉高城，昔有番長名大眉。」
這個「明代王」，從前不但不是叫「番長」，而應該是叫「明代王」，這位「明代王」也不是叫「大眉」，而應該是叫「大明」。「眉」與「明」字形極為近字，所以是作者故意以「眉」來暗示「明」。
或許《臺海使槎錄》的清朝人，不敢在書中提到「明代王、大明」這幾個字，以免招來文字獄，所以才故意稱「明代王、大明」為「番長、大眉」。
當時所有的官員和外國人、外地人參見「明代王」，都要依「明朝」的禮節「磕頭」。所以當時一些不情願向他「磕頭」的外國人，或不習慣「磕頭」的原住民，就稱他為「磕頭王Quata Ong」，因為一看到「明代王」就非「磕頭」不可，所以叫「磕頭王」。
原住民當時只有「名」沒有「姓」，但「明代王」的歷代國王，全都姓「Camacht」，所以「明代王」絕不是沒有「姓」的原住民。
「Camacht」也不是只是「姓」而已，而是「建文帝朱允炆」的年號「cama建文」再加上明朝的國姓「cht朱」，也就是「Camacht建文朱」，所以「明代王」幾乎可以確定是「建文帝朱允炆」的「明代王國．建文王朝」。
「明代王國．建文王朝」的皇帝「Camachat Maloe」，有一位專門「持節(持藤製符節)」負責和荷蘭人交涉的「繼父」，叫「Tarraboe」，「Tarraboe」應該是「XX伯(泰瑞伯)」的意思。
明代的異姓封爵有：「公、侯、伯」三等，用來封賞功臣和外戚，這個「伯」的伯爵名位，可以在明史中，大量見到。所以「Tarraboe泰瑞伯」的「伯」是一個爵位，不是「叔叔伯伯」的「伯」。
所以「Camachat Maloe」皇帝封自己的「繼父」為「Tarraboe泰瑞伯」不但完全符合明朝的禮制，也符合古禮。《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九命作伯。」《註》：「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
如此看來「建文帝朱允炆」及其後代，可能是先以台南「Kab Ua Sua閣山」為國都，建立「明代王國．建文王朝」。
後來「明代王國．建文王朝」的皇族後裔，在某一個時期，又把國都遷離台南「Kab Ua Sua閣山」，而往北遷入台中的「大肚山」，最後在「大肚山」重建新國都，並且在兵力增強時，正式對外公開使用「明代王國．建文王朝」的國號和年號。
至於台南地區和「Kab Ua Sua閣山」，「明代王國．建文王朝」則仍然繼續維持一部份軍力，並保持掌管「三法司」的司法機關，以共同防衛和管理台南地區。
如此看來，荷蘭人侵台之前，台灣至少從苗栗到台南，可能全是「明代王國．建文王朝」的勢力範圍。
若不是「荷蘭人、西班牙人」入侵台灣，而造成「明代王國．建文王朝」逐漸崩毀，或許台灣全島，最後全都會成為「明代王國．建文王朝」的領土。
由此可以見到，在荷蘭人殖民時代，已經有「明代王國．建文王朝」在台灣建國，這個國家是「台灣明朝」的國家，並不是「原住民」建立的國家。
現在很多「南島主義」的學者，把「明代王國．建文王朝」描述成原住民的國家，甚至把「明代王國．建文王朝」的國王，畫成穿著原住民服飾的原住民族長，這完全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明代王國．建文王朝」曾經和荷蘭人長期作戰，荷蘭人完全無法徹底征服他們，最後「明代王國．建文王朝」雖然不得已和荷蘭人議和，卻一直到鄭成功的軍隊進攻荷蘭人時，仍然還是保持半獨立王國的狀態。整個「明代王國．建文王朝」，最後雖然國力日衰，卻仍然沒有完全落入荷蘭殖民軍手中。
西班牙和荷蘭殖民軍，在世界各殖民地無不所向披靡，如入無人之境，全世界各大洲的殖民地人民，幾乎完全沒有辦法對抗他們，多數只能隨他們任意宰割。
但「明代王國．建文王朝」的「大肚山」根據地，只能算是台地，並不是高山，卻能保持半獨立，由此就可以看出「明代王」的軍隊，絕不是臨時組成的部落武力，而極有可能是一支，擁有數千軍人，甚至擁有上萬軍人，並且受訓精良的常備正規軍。
甚至「明代王國．建文王朝」的正規軍，也可能在弓矢刀劍之外，或許還擁有槍枝的現代化武力，否則荷蘭基督教恐佈主義軍隊，既擁有現代化武力，又殺人不眨眼，沒有理由無法將「明代王國．建文王朝」消滅。
這個「明代王國．建文王朝」，雖然在荷蘭人殖民之後，就日漸衰落，但在鄭成功攻打荷蘭人時，可能為了堅持自己國家的皇帝，才是真正「明朝正統」，因此完全不肯交出兵權給鄭成功，也不肯降服於鄭成功。
這個在台灣建立的「明代王國．建文王朝」，也極可能因為派出的使節，在和鄭成功談判時，不小心脫口說出「明朝正統」幾個字，而大大觸怒了以「反清復明」為口號的鄭成功，最後竟然被鄭成功的軍隊打到全盤潰散，而屠殺到只剩6人，等於完全滅絕。
鄭成功可能是怕留下一個，足以和他爭搶權力，而且是「明朝正統」的「建文帝朱允炆」後代帝王，這對他未來的權力，會成為極大的新威脅，這也是為什麼鄭成功在台灣各地，幾乎都是招降納叛，卻獨獨對「明代王國．建文王朝」，趕盡殺絕的最可能原因。
所以說，鄭成功應該是完全確認當時的「明代王國．建文王朝」就是「建文帝朱允炆」的後裔，「明代王國．建文王朝」所統領的各「社」，其人民也全都是「大明人」，日後會引發「明朝正統」之爭，才會對「明代王國．建文王朝」及其臣民，下這麼重的毒手。
近來有學者到處宣傳，說鄭成功屠殺了「大肚王國」的「平埔族原住民」，但鄭成功確實因為爭「明朝正統」的政治因素，屠殺了「明代王國．建文王朝/大肚王國」的臣民，但他屠殺的「明代王國．建文王朝/大肚王國」是「大明漢人」，絕不是「平埔族原住民」。
台灣「大明人」的士兵，初期戰力其實是很強的，就像長期和「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軍團」長期對抗的麻豆社反抗軍，在1629年對「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軍團」，發動突襲，一舉就殲滅由「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軍團」60位軍人所組成的部隊，英勇的「麻豆社反抗軍」，本身則無一人傷亡。
「麻豆社反抗軍」在武器完全不如對方之下，能夠一次殲滅60人的荷蘭大部隊，本身卻連一人都沒有傷亡，別說是全世界的反抗軍，就連當時世界各國的正規軍，都很難有這樣毫無死傷的驚人戰果。
由此可見「麻豆社反抗軍」絕對不是臨時組成的農民兵或部落戰士，而極可能是一支訓練有素的正規軍，因為任何沒有軍事訓練的農民兵，或原始部落戰士，都不可能達成一舉殲滅60位荷蘭士兵之後，自己卻毫無死傷的戰果。
由於很多「南島主義者」，基於政治立場，一貫喜歡把荷蘭殖民之前的台灣，視為原始蠻荒之地的「史前時代」，他們根本不承認有「大明人」曾在台灣開墾的歷史，更別說要他們承認「大明人」在台灣，還擁有常備武力。
「南島主義者」由於否定「大明人」的存在，而扭曲「大明人」為「南島平埔族、南島熟番」，因此他們根本無法合理解釋，荷蘭人統治之前，或之後的各種歷史事件以及宗教文化。
譬如「南島西拉雅主義者」長期宣稱，荷蘭人統治的「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地區，全是「南島西拉雅族」人，這其實是極為荒謬的胡言亂語。
因為「南島西拉雅主義者」假造出來的「南島西拉雅族」，所信的宗教是信仰「阿立祖」。
但事實卻是「阿立祖」祭祀時所用的《祝詞、牽曲》，全都是使用道教的漢語，甚至這些漢語《祝詞》中，還有「潘家歷代祖先」一語，在《牽曲》中更呼喊漢族信仰的道教「太上老君」的「阿李、如龍、萬物母」稱號。
這些證據都明白顯示，「阿立祖」的信仰者，根本就不是講「南島語系」的「南島西拉雅族」，而是道道地地的「漢族」。
祭祀「阿立祖」的《祝詞、牽曲》既是「道教漢語」，也等於直接證明荷蘭人統治的「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多數都是信仰道教，並且使用漢語的「大明人、大明漢人」，根本就不是什麼「南島語系」的「南島西拉雅族」。
所以「南島西拉雅主義者」宣稱，「南島西拉雅語」是「阿立祖」信仰地區的「南島西拉雅族」母語，根本就是造假捏造出來的。
「Siraya西拉雅族」這個民族概念，在荷蘭人的眼中，是根本不存在的；荷蘭人眼中只有「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人，「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只是一個基督教傳教區域，不是一個種族名。
「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是被無知的日本人亂搞成「Siraya西拉雅族」的，而「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居民更是被無知的日本人亂搞成「熟番」的。
所以說，所有「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的「大明人、大明漢人」的後代，當然要為自己和自己的祖先，重新「正名」為「大明人、大明漢人」才對。
「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地方信仰「阿立祖」的人，應該要明白，自己的祖先是「大明人、大明漢人」，自己的祖先是掩護明朝「建文帝朱允炆」來台灣的皇家禁衛軍和臣民，也是不惜犧牲生命，挺身對抗「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軍團」的偉大台灣英雄之後裔。
「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地方信仰「阿立祖」的人，應該要明白，自己的祖先都是勇敢善戰的「大明王朝」忠臣猛將，其中有些人的祖先，更是江西「閣皂山」有大修行的道教武功高手，這些才是你們祖先真正的身份，也是你們祖先真實而光榮的歷史。
你們不能被一些刻意變造你們種族身份，對你們進行「種族改造」的政客學者欺騙，而誤以為自己是從來不曾存在的「南島西拉雅族」。
台灣的「平埔族」多數是「大明人、大明漢人」，不是「原住民」。現在有很多政客利用醫學血液檢測，或各種說法，強力宣傳台灣「閩客漢人」，都有「平埔族」血統，所以都是漢化「原住民」。
其實就算「閩客漢人」醫學血液檢測之後，發現全都有「平埔人」血統，也只是說「閩客漢人」全都有「大明漢人」血統，最後答案還是「閩客漢人」全都有「漢人」血統，所以這種檢測根本就是醫學笑話。
「平埔人」和「閩客漢人」都同是「漢人」，血統當然大同小異，不管怎麼混合還是「漢人」，即使不混合也分別都還是「漢人」；所以血液檢測之後，當然會出現，你有的我多少也有一點，我有的你也多少有一點，全台灣的「閩客漢人」都一樣，一點也不稀奇。
更可笑的是，現在連台灣誰是真的「平埔人」，或那裡還有真正「平埔人」，都已經完全不能確定了，這些醫師竟然還能找到真的「南島平埔人」來作樣本，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這些搞血液對比的醫師，他們究竟是從那裡找來所謂真正的「南島平埔人」血液，來作為「南島平埔人」樣本依據，而來和「閩客漢人」作對比？
既然是涉及台灣各族群的醫學報告，當然就有責任要公開這些所謂「南島平埔人」的身份證明，讓大家知道這些「南島平埔人」的樣本，是真的還是假的。
因為如果「南島平埔人」的樣本是假的，那些人根本就不是「南島平埔人」，那所有的醫學研究，就當然全是假的。
據說這些醫師真的曾到台南「吉貝耍」，把那些來自大陸的「大明漢人(外省漢人)」當成「南島平埔人」的樣本，而抽取他們的血液，再拿來和「閩客漢人」作對比，而作出「閩客漢人全都有平埔族血統」的醫學報告。
如果這是真的，那這可真是世界級的醫學笑話，真的要笑到全天下人，全都噴血了。
因為這些醫師拿「吉貝耍」的「大明漢人(外省漢人)」作樣本來對比，所作出來的結論，套用「南島主義者」的話來說，就是：「閩客漢人全都是外省人變的！作血液檢測的醫師，也全是外省人變的！」
何況也不是沒有人懷疑，這個世界可能從來就沒有「南島平埔人」這個人種，所謂「南島平埔人」可能只是某一群人，因為對歷史認識不清，而在頭腦裡幻想出來的「幻想人種」；因為就我們對歷史的觀察而言，只有「大明平埔人、台灣平埔人」，根本就沒有「南島平埔人」。
一個人的祖先，如果本來就是「大明人、大明漢人」，就算自己不想當「大明人、大明漢人」，仍然還是「大明人、大明漢人」，歷史也還是要這樣記載，不會有所改變。
明代之前的漢人，和「台灣大明人」，是台灣歷史失落的重要環節，《台灣史》不能沒有明代之前的漢人史，以及「台灣大明史」。
尤其是《台灣史》，如果沒有「台灣大明史」，台灣的歷史就會成為一部偽史，裡面就會出現一大堆像「木棉花民族、南島西拉雅族、原住民大肚王，閩客漢人全是南島平埔族…」這類偽造不實的「假民族、假文化、假歷史」。
《台灣史》如果不把「台灣大明史」的「明代王國．建文王朝」這個環節補回去，就永遠解不開台灣歷史中，很多令人難以理解的事物，也會扭曲很多歷史事實。
所以說，將來編寫《台灣史》的人，一定要補上「台灣大明史」的「明代王國．建文王朝」，唯有補上「台灣大明史」的「明代王國．建文王朝」的《台灣史》，才是真正完整的《台灣史》。
2016年1月12日
「南島西拉雅主義者」對「吉貝耍」漢人疑似進行種族改造
少數學者基於個人的政治因素，必須把漢人原住民化，所以不斷鼓吹台灣漢人都帶有原住民的「平埔族」血統。
所以他們必須創造出一個具有純正血統的「平埔族」以及「平埔族文化」，甚至是「南島平埔族文化」，最後這些學者就盯上了荷蘭人講的「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的人。
他們刻意隱匿荷蘭人講的「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是「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而用日本殖民時期的「Siraya西拉雅族」來取代「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來解說。
因為荷蘭人並未說「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是一個單一血緣民族，而日本人的「Siraya」卻具有單一血緣民族的概念，所以他們才會採用「Siraya」。
事實上「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只是一個基督教的傳教區，完全不等於日後被譯成「西拉雅族」的「Siraya」。因為荷蘭人講的「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至少包含了以下五重人混居所組成：
1.當地原住民：當地最古老的在地原住民。
2.外來原住民：在當地作貿易的台灣各地原住民。
3.大滿族：又稱大武壟族。
4.馬卡道族：主要分佈於屏東地區。
5.大明漢人：「大明漢人」其實應該稱為「大明人」更正確，「大明漢人」是大明王朝早中期就來台的漢人，有別於荷蘭殖民之後，以閩客為主的明鄭漢人，及大清漢人。「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的大明漢人裡面，也可能有少數漢化的其他民族，為了方便「漢人」的對比，暫不以「大明人」來統稱，希望能夠見諒。
荷蘭人講的「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實際上至少有以上五大族群混居，並非單一血緣民族，過去很多研究「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的學者經常把「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的人，簡化為只有「在地原住民」，因此造成其他族群，有被同化的危機，而不斷出來抗議。
尤其是「大明漢人」的子孫，由於來台年代久遠，又多罕見姓氏如：「段、程、潘、向、駱、毛、買、穆、萬、金…」等，所以極容易誤以為自己是被賜姓的原住民。
所以「大明漢人」的人，一旦對家族歷史認識不清，或產生懷疑，再受到政客的鼓動利用，就會誤以為自己是「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的「當地原住民」而非「漢人」。
由於文字記錄的欠缺，「大明漢人」在台灣的人數及生活史，就會製造出很大的爭論，但是我們從很多歷史事件和「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住民族譜及「道教阿立祖」信仰，去旁敲側擊，就會發現「大明漢人」在「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可能有上萬的人口。
【壹. 荷蘭殖民前有一百艘明朝古帆船在大灣進行海上貿易】
1625年「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殖民軍」派出的間諜，在台南安平的「大灣」偵察時，記下了《巴達維亞日記》，內容記載，約有一百艘大陸古帆船(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軍團稱之為垃圾船junk)，進出「大灣」進行海上貿易。
這驚人數量的一百艘大陸古帆船，來來往往，於海峽兩岸的景象，顯示明代海峽兩岸之間，早已有活絡繁榮海上貿易，這也顯示明代大陸商人的所擁有帆船，來往於海峽兩岸之間，根本是家常便飯，要在台灣定居作貿易也易如反掌。
中國的造戰鑑的技術，在三國東吳時代，就是全世界頂尖的；明朝鄭和的戰艦更可以航行遠洋，所以明代有錢的官家或商家，擁有幾艘商船來往海峽兩岸作貿易，根本是輕而易舉。
很多學者強調，乘船橫渡海峽黑水溝「十去六死三留一回頭」，應該僅是那些在海禁時期，乘坐破舊小船的偷渡者或海上難民，所留下的諺語，絕不能代表整體的歷史事實。
從《巴達維亞日記》所載，明朝有一百艘大陸古帆船在大灣貿易，就可以知道大明漢人在台灣的數量，一定不會很少。
【貳. 從250名尪姨被補淩虐，推論漢人應有上萬人】
「尪姨」是漢人道教的女祭司，「尪姨」的祭祀《祝詞、牽曲》完全使用漢語，而不用新港話或原住民話，所以道教的主要信仰者一定以漢人為多。
「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殖民軍」的牧師率軍人，四處捕捉「尪姨」去進行殘無人道的「基督教思想改造」，扣除逃跑和當場被殺的，竟然還能捕獲250位「尪姨」。
如果扣掉逃走和當場被殺的「尪姨」不算，「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的「尪姨」就以250位為基準。假使當時每1位「尪姨」的宗教服務範圍，設定為50位漢人，也就是說每50位漢人之中，就有1人是「尪姨」，就能得出當時漢人的人口，就至少有一萬兩千五百人。
按照西方教會的一般標準，平均50至100名信徒，就會有一個牧師。所以我們用50位漢人之中，就有1人是「尪姨」，這個比例來計算人口比例，是採取最低標準，如果依西方教會比例計算，或以現在道士在人口中的比例計算，漢人的數量會更高。
以「尪姨」250人來推估，就算再低估成20人中，就有１位「尪姨」，「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的漢人也至少有五千人以上。
【參. 從「阿立祖」是漢人信仰，證明蕭壟社全是大明漢人】
過去歷史學者，都說「社」的住民全是原住民，這完全是錯的。「蕭壟社」的「段、程、潘、向、駱、毛、李」等姓，於清乾隆年集體大舉深入「吉貝耍」開墾。
可是這「吉貝耍」的住民，全都是信仰道教「阿立祖/太上老君」的漢人，可見「蕭壟社」雖稱為「社」，卻全是「大明漢人」。
從這點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台南所有被視為平埔族的「社」，以及台灣所有被視為平埔族的「社」，也極可能全都是「大明漢人」，而不是原住民。
【肆. 從「King of Middag」推論，台灣中部所有的「社」都是大明漢人】
1630年前後，也就是明代末年，台灣中部有一位，被荷蘭人稱為「Keizer van Middag」，被英國人稱為「King of Middag」，被德國人稱為「Keiser von Mittag」的一位國王，他一個人統領台灣中部地區十八個社。
很多人都不知道「Middag/ Mittag」究竟是什麼王，甚至有學者還荒唐地，引述清朝時代才在台灣通行的「閩南語」，來解釋明朝時代的「Middag/ Mittag」是毫不相干的「Quata Ong（番仔王）」。
其實這個「Middag/ Mittag」王，用漢語直譯就是「明代王」，也就是說「King of Middag」就是「明代王」，這個「明代王」，極可能是後世尊奉藏匿於「吉貝耍」附近的明朝「建文帝」為正朔，而準備奪回明朝皇權的新一代「明代王」。
「明代王」之所以被稱為「Quata Ong」，根本不是閩南語「番仔王」的意思，「明代王」被稱為「Quata Ong」，是因為凡是外國人，要晉見「明代王」都要依明朝的禮節不斷「Quata磕頭」，這些外國人覺得很不習慣，才會故意稱「明代王」為「Quata Ong磕頭王」。
而台南和「吉貝耍」附近各「社」的姓氏，如：「段、程、潘、李、向、駱、毛、蘇、黃、買、穆、萬、金、陳、劉、戴、林、鄧、卓、鄭、詹、杜、康、曾、楊、趙、羅、高、嘪(買)…」以及其他未列出的各姓人士的祖先，極可能全都是在明朝初年，武裝護送被「明成祖朱棣」搶去皇位的「建文帝朱允炆」，而從大陸輾轉渡海來台灣來躲避「靖難之役」的江西「閣皂山」道教大內高手，以及他們的家族親人。
由於這些人都是護送「建文帝朱允炆」的武術高手，個個都極為高大而強壯，男人平均身高約有180公分，他們的後代，連當時平均身高不到165公分的荷蘭人看上去，都覺得他們全都像巨人。
這些姓氏之中，有些人可能不是漢族，而是其他民族也說不定，因為皇帝身邊有其他民族的高大勇士，擔任重要官員或護衛，也是極其正常的。
所以這一批江西「閣皂山」派的大內高手，雖然完全不同姓氏，卻幾乎全都是從「江西」來到台南的「大明人」或「大明漢人」，因此才能集結成幾個極為堅固而友好的「社」。
所以很多台南以及「吉貝耍」附近出於各「社」的人，根本不要問為什麼有些人的祖先，不敢明說自己是從那裡來的？你想他們既是獲送建文皇帝來台灣藏匿的大內高手，會隨便告訴旁人自己的身份，而讓建文皇帝被殺嗎？
據說明成祖朱棣不為了征伐，卻耗費大量人力物力，派鄭和七次下西洋，被認為就是要搜尋隱藏在海外，試圖在海外復興王位的建文帝。
而所謂的海外，最可能就是台灣，所以我的推論也不是全無憑據。明成祖朱棣派鄭和的軍隊來台灣搜查許久，但是在這批江西道民的掩護之下，也才會全都無功而返。
【伍.用「社」推論，台灣各「社」全是大明漢人】
「社」是漢字漢語，中國大陸的所有弱小民族及村落都不稱「社」，唯獨台灣「社」最多，而且這些「社」都是在荷蘭基督教恐怖軍團到達台灣之前就有的。
這個「社」字，由於是漢字漢語，所以一定時明代以前的漢人取的。而明代之前最重「社」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章於洪武八年(西元1375年)特別「詔天下立社學」，所以明代中國大陸全國各地紛紛設立「社學」，地方官員也紛紛以詔命為理由，請求在家鄉設置「社學」。
「社學」是村里的學校，「社學」風氣雖然是起於元代，卻在明代最盛。民代「社學」是國民教育單位，也具有教化功能，「社學」也成為明代最有特的教育單位。
台灣地區的「社」，在1624荷蘭殖民之前就有「社」名。1602年明代陳第作《東番記》說：「種類甚蕃，別為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
可見「社」這個名稱，是1902年之前的漢人取的，所以台灣的「社」，極可能是護送「建文帝朱允炆」的軍士和官員，以明代「學社」的名義命名的，他們在台灣各地廣建「社」的目的，除了從事農業屯墾之外，也負責軍事戒備和軍情傳遞，以保護「建文帝朱允炆」的安全。
明代些屯兵駐防的「社」，本來可能只有少數幾戶人，但由於屯兵屯民日久，才越來越大而到達五六百人或上千人。
由「社」名可知，荷蘭殖民之前，台灣的「社」是以大明漢人為主體的。陳第作《東番記》提到各「社」的人見到其他「華人」或明朝的軍人，都默默不講話，顯然這些隨「建文帝朱允炆」來台灣的大明人，對「明成祖朱棣」的大明人，仍然極有戒備之心。
【陸.用拜偶像推論，「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各「社」全是大明漢人】
如果我們再看荷蘭基督教牧師帶著士兵，每到一個「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的「社」，都能搜到很多「神像」，而集中加以燒毀，甚至每一次用武力威脅各「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的「社」，都一定加上一條，交出「偶像」來燒毀的規定，甚至有些「社」連神桌都被迫交出燒毀，就可以知道「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所有的「社」都會用神桌放「神像」來祭拜。
由此可以推知，這些擁有「神桌、神像」的各個「社」，住的全都是大明漢人。
因為台灣原住民根本就沒有雕刻「神像」，並且設置神桌神壇，或建廟安置神像祭祀的風俗。那些「社」中會有「神像」被荷蘭人抄出來的人，一定是都漢人而不是原住民。
如果硬要說這些被搜到「神像」的「社」或「村莊」，是漢化的「社」或「村莊」，那也得要在荷蘭殖民之前，就有相當高比例的漢人和原住民同住並且一起生活，原住民才有可能漢化，如果漢人人數較少，應該是漢人發生原住民化才對。
當然也有人會扭曲說荷蘭基督教牧師帶著士兵，到各「社」抄出來的不是「神像」而是豬頭骨，或人頭骨。這話也不對，荷蘭基督教牧師不至於蠢到連「豬頭骨、人頭骨」不是「神像、偶像」都不知道。
其次荷蘭基督教牧師常講「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的原住民會把祖先的屍體薰乾，放在家中，如果荷蘭基督教牧師去抄的不是「神像」而是原住民的「豬頭骨、人頭骨」，就會把原住民死去的祖先全抄走而燒了。
所以說這些擁有「神桌、神像」而被荷蘭基督教牧師指為「拜偶像」的各個「社」，住的也可能全都是大明漢人，而不是原住民。
所以說，在荷蘭人入侵台灣之前，光是台南地區，至少就已經有上萬的大明漢人在此定居，絕不是毫無根據的。至於台灣北部，以及台灣其他所謂平埔族地區，相信也一定有很龐大數量的大明漢人定居，而被視為平埔族人。
某些學者基於自己的政治理念，極力切割「漢人」和台灣的關係，所以他們在講台灣近代史時，最喜歡從「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講起，好像台灣就是這些西洋人發現之後，才開始存在的一般。
所以他們會極力否定「大明漢人」在「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之前在台灣活動的歷史，甚至把早期來台的「大明漢人」，全說成是極少數的罪犯盗匪而已。
這些學者為了落實自己「非漢人」的政治理念，在講「台灣人是漢化平埔族」之前，一定要先純化「平埔族」為「南島血統」的原住民，因為如果「平埔族」和漢人有絲毫血緣或文化關係，「台灣人是漢化平埔族」的理論就沒有絲毫價值。
而這些學者在建構「南島平埔族」的理念時，就歡天喜地地找到了「西拉雅人」來作為代表，最後成為「南島西拉雅主義者」。
這些「南島西拉雅主義者」最先盯上的就是台南「吉貝耍」的「阿立祖」信仰，因為荷蘭人講的「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地區住民，尤其是「吉貝耍」這個地方，更是全都信仰「阿立祖」，所以他們就硬把「吉貝耍」的「阿立祖」信仰當作「南島西拉雅族」的原始信仰。
由於「南島西拉雅主義者」認定「吉貝耍」的居民極少，非常好操控，所以這些「南島西拉雅主義者」，就擺明不理會地方漢人耆老出示「族譜」抗議，而硬說他們是「南島西拉雅族」。
這些「南島西拉雅主義者」，更可惡的是硬把「吉貝耍」用漢語祭祀「阿立祖」的《祝詞、牽曲》，對外宣傳成失落的「南島西拉雅語」，來欺騙世人。
這些「南島西拉雅主義者」，還刻意否認「吉貝耍」漢人的「阿立祖」就是道教的「太上老君」，進而編造謊言說「太上老君」是被漢化的人才會講的，真正的「阿立祖」不是「太上老君」。
這種荒唐的言論，完全刻意掩蓋《牽曲》中呼求「如龍」的「萬物阿母」，就是呼求「太上老君」的事實。
這些「南島西拉雅主義者」，為了把「吉貝耍」的漢人，弄成「南島西拉雅族」，就故意對外宣稱「吉貝耍」人不「祭祖先」，而是「祭祖靈」，完全不管「吉貝耍」漢人的《祝詞》中，明明就有「潘家祖先」的句子。
這些「南島西拉雅主義者」，為了把「吉貝耍」的漢人，硬弄成「南島西拉雅族」，甚至還拿他們祭祀阿立祖的「禮器、淨瓶」，來誣衊他們是「祀壼、祀壼之族」。
這些「南島西拉雅主義者」，甚至利用各種政治資源，在「吉貝耍」的漢人住地，大肆建造所謂「南島西拉雅族」風格的設施、圖騰，目的就是要讓外人誤以為「吉貝耍」人，自古就是過著「南島西拉雅族」的生活。
這些「南島西拉雅主義者」，還編造了虛假的「木棉花神話」，來扭曲「吉貝耍」的漢人為「木棉花民族」，並且扭曲原名為「閣山」的「吉貝耍」地名為「木棉、攀枝花」。
這些「南島西拉雅主義者」，更進一步強力滲入教育單位，利用學校進行種族洗腦教育，硬把「吉貝耍」的漢人兒童，自幼洗腦成「南島西拉雅族」。
這些「南島西拉雅主義者」，自己打的旗號就是「西拉雅正名」，但他們卻不斷去扭曲抹黑「吉貝耍」的漢人是「南島西拉雅族」，完全不在乎別人的民族身份，早已被他們徹底扭曲的痛苦吶喊。
我們絕對尊重「南島西拉雅主義者」的「西拉雅正名」理念，我們也完全尊重「南島西拉雅主義者」的任何政治理念。
但是我們卻要嚴厲譴責「南島西拉雅主義者」，為了達成自己的理念，從來不舉辦學術公聽會，先讓正反雙方公平論辯出事實，也無法提出任何「吉貝耍」是「西拉雅人」的明確證據。就以由上而下，透過政府的力量，強迫「吉貝耍」漢人的子女，在學校接受自己是「南島西拉雅人」的洗腦教育。
所以他們必須創造出一個具有純正血統的「平埔族」以及「平埔族文化」，甚至是「南島平埔族文化」，最後這些學者就盯上了荷蘭人講的「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的人。
他們刻意隱匿荷蘭人講的「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是「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而用日本殖民時期的「Siraya西拉雅族」來取代「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來解說。
因為荷蘭人並未說「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是一個單一血緣民族，而日本人的「Siraya」卻具有單一血緣民族的概念，所以他們才會採用「Siraya」。
事實上「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只是一個基督教的傳教區，完全不等於日後被譯成「西拉雅族」的「Siraya」。因為荷蘭人講的「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至少包含了以下五重人混居所組成：
1.當地原住民：當地最古老的在地原住民。
2.外來原住民：在當地作貿易的台灣各地原住民。
3.大滿族：又稱大武壟族。
4.馬卡道族：主要分佈於屏東地區。
5.大明漢人：「大明漢人」其實應該稱為「大明人」更正確，「大明漢人」是大明王朝早中期就來台的漢人，有別於荷蘭殖民之後，以閩客為主的明鄭漢人，及大清漢人。「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的大明漢人裡面，也可能有少數漢化的其他民族，為了方便「漢人」的對比，暫不以「大明人」來統稱，希望能夠見諒。
荷蘭人講的「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實際上至少有以上五大族群混居，並非單一血緣民族，過去很多研究「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的學者經常把「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的人，簡化為只有「在地原住民」，因此造成其他族群，有被同化的危機，而不斷出來抗議。
尤其是「大明漢人」的子孫，由於來台年代久遠，又多罕見姓氏如：「段、程、潘、向、駱、毛、買、穆、萬、金…」等，所以極容易誤以為自己是被賜姓的原住民。
所以「大明漢人」的人，一旦對家族歷史認識不清，或產生懷疑，再受到政客的鼓動利用，就會誤以為自己是「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的「當地原住民」而非「漢人」。
由於文字記錄的欠缺，「大明漢人」在台灣的人數及生活史，就會製造出很大的爭論，但是我們從很多歷史事件和「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住民族譜及「道教阿立祖」信仰，去旁敲側擊，就會發現「大明漢人」在「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可能有上萬的人口。
【壹. 荷蘭殖民前有一百艘明朝古帆船在大灣進行海上貿易】
1625年「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殖民軍」派出的間諜，在台南安平的「大灣」偵察時，記下了《巴達維亞日記》，內容記載，約有一百艘大陸古帆船(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軍團稱之為垃圾船junk)，進出「大灣」進行海上貿易。
這驚人數量的一百艘大陸古帆船，來來往往，於海峽兩岸的景象，顯示明代海峽兩岸之間，早已有活絡繁榮海上貿易，這也顯示明代大陸商人的所擁有帆船，來往於海峽兩岸之間，根本是家常便飯，要在台灣定居作貿易也易如反掌。
中國的造戰鑑的技術，在三國東吳時代，就是全世界頂尖的；明朝鄭和的戰艦更可以航行遠洋，所以明代有錢的官家或商家，擁有幾艘商船來往海峽兩岸作貿易，根本是輕而易舉。
很多學者強調，乘船橫渡海峽黑水溝「十去六死三留一回頭」，應該僅是那些在海禁時期，乘坐破舊小船的偷渡者或海上難民，所留下的諺語，絕不能代表整體的歷史事實。
從《巴達維亞日記》所載，明朝有一百艘大陸古帆船在大灣貿易，就可以知道大明漢人在台灣的數量，一定不會很少。
【貳. 從250名尪姨被補淩虐，推論漢人應有上萬人】
「尪姨」是漢人道教的女祭司，「尪姨」的祭祀《祝詞、牽曲》完全使用漢語，而不用新港話或原住民話，所以道教的主要信仰者一定以漢人為多。
「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殖民軍」的牧師率軍人，四處捕捉「尪姨」去進行殘無人道的「基督教思想改造」，扣除逃跑和當場被殺的，竟然還能捕獲250位「尪姨」。
如果扣掉逃走和當場被殺的「尪姨」不算，「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的「尪姨」就以250位為基準。假使當時每1位「尪姨」的宗教服務範圍，設定為50位漢人，也就是說每50位漢人之中，就有1人是「尪姨」，就能得出當時漢人的人口，就至少有一萬兩千五百人。
按照西方教會的一般標準，平均50至100名信徒，就會有一個牧師。所以我們用50位漢人之中，就有1人是「尪姨」，這個比例來計算人口比例，是採取最低標準，如果依西方教會比例計算，或以現在道士在人口中的比例計算，漢人的數量會更高。
以「尪姨」250人來推估，就算再低估成20人中，就有１位「尪姨」，「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的漢人也至少有五千人以上。
【參. 從「阿立祖」是漢人信仰，證明蕭壟社全是大明漢人】
過去歷史學者，都說「社」的住民全是原住民，這完全是錯的。「蕭壟社」的「段、程、潘、向、駱、毛、李」等姓，於清乾隆年集體大舉深入「吉貝耍」開墾。
可是這「吉貝耍」的住民，全都是信仰道教「阿立祖/太上老君」的漢人，可見「蕭壟社」雖稱為「社」，卻全是「大明漢人」。
從這點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台南所有被視為平埔族的「社」，以及台灣所有被視為平埔族的「社」，也極可能全都是「大明漢人」，而不是原住民。
【肆. 從「King of Middag」推論，台灣中部所有的「社」都是大明漢人】
1630年前後，也就是明代末年，台灣中部有一位，被荷蘭人稱為「Keizer van Middag」，被英國人稱為「King of Middag」，被德國人稱為「Keiser von Mittag」的一位國王，他一個人統領台灣中部地區十八個社。
很多人都不知道「Middag/ Mittag」究竟是什麼王，甚至有學者還荒唐地，引述清朝時代才在台灣通行的「閩南語」，來解釋明朝時代的「Middag/ Mittag」是毫不相干的「Quata Ong（番仔王）」。
其實這個「Middag/ Mittag」王，用漢語直譯就是「明代王」，也就是說「King of Middag」就是「明代王」，這個「明代王」，極可能是後世尊奉藏匿於「吉貝耍」附近的明朝「建文帝」為正朔，而準備奪回明朝皇權的新一代「明代王」。
「明代王」之所以被稱為「Quata Ong」，根本不是閩南語「番仔王」的意思，「明代王」被稱為「Quata Ong」，是因為凡是外國人，要晉見「明代王」都要依明朝的禮節不斷「Quata磕頭」，這些外國人覺得很不習慣，才會故意稱「明代王」為「Quata Ong磕頭王」。
而台南和「吉貝耍」附近各「社」的姓氏，如：「段、程、潘、李、向、駱、毛、蘇、黃、買、穆、萬、金、陳、劉、戴、林、鄧、卓、鄭、詹、杜、康、曾、楊、趙、羅、高、嘪(買)…」以及其他未列出的各姓人士的祖先，極可能全都是在明朝初年，武裝護送被「明成祖朱棣」搶去皇位的「建文帝朱允炆」，而從大陸輾轉渡海來台灣來躲避「靖難之役」的江西「閣皂山」道教大內高手，以及他們的家族親人。
由於這些人都是護送「建文帝朱允炆」的武術高手，個個都極為高大而強壯，男人平均身高約有180公分，他們的後代，連當時平均身高不到165公分的荷蘭人看上去，都覺得他們全都像巨人。
這些姓氏之中，有些人可能不是漢族，而是其他民族也說不定，因為皇帝身邊有其他民族的高大勇士，擔任重要官員或護衛，也是極其正常的。
所以這一批江西「閣皂山」派的大內高手，雖然完全不同姓氏，卻幾乎全都是從「江西」來到台南的「大明人」或「大明漢人」，因此才能集結成幾個極為堅固而友好的「社」。
所以很多台南以及「吉貝耍」附近出於各「社」的人，根本不要問為什麼有些人的祖先，不敢明說自己是從那裡來的？你想他們既是獲送建文皇帝來台灣藏匿的大內高手，會隨便告訴旁人自己的身份，而讓建文皇帝被殺嗎？
據說明成祖朱棣不為了征伐，卻耗費大量人力物力，派鄭和七次下西洋，被認為就是要搜尋隱藏在海外，試圖在海外復興王位的建文帝。
而所謂的海外，最可能就是台灣，所以我的推論也不是全無憑據。明成祖朱棣派鄭和的軍隊來台灣搜查許久，但是在這批江西道民的掩護之下，也才會全都無功而返。
【伍.用「社」推論，台灣各「社」全是大明漢人】
「社」是漢字漢語，中國大陸的所有弱小民族及村落都不稱「社」，唯獨台灣「社」最多，而且這些「社」都是在荷蘭基督教恐怖軍團到達台灣之前就有的。
這個「社」字，由於是漢字漢語，所以一定時明代以前的漢人取的。而明代之前最重「社」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章於洪武八年(西元1375年)特別「詔天下立社學」，所以明代中國大陸全國各地紛紛設立「社學」，地方官員也紛紛以詔命為理由，請求在家鄉設置「社學」。
「社學」是村里的學校，「社學」風氣雖然是起於元代，卻在明代最盛。民代「社學」是國民教育單位，也具有教化功能，「社學」也成為明代最有特的教育單位。
台灣地區的「社」，在1624荷蘭殖民之前就有「社」名。1602年明代陳第作《東番記》說：「種類甚蕃，別為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
可見「社」這個名稱，是1902年之前的漢人取的，所以台灣的「社」，極可能是護送「建文帝朱允炆」的軍士和官員，以明代「學社」的名義命名的，他們在台灣各地廣建「社」的目的，除了從事農業屯墾之外，也負責軍事戒備和軍情傳遞，以保護「建文帝朱允炆」的安全。
明代些屯兵駐防的「社」，本來可能只有少數幾戶人，但由於屯兵屯民日久，才越來越大而到達五六百人或上千人。
由「社」名可知，荷蘭殖民之前，台灣的「社」是以大明漢人為主體的。陳第作《東番記》提到各「社」的人見到其他「華人」或明朝的軍人，都默默不講話，顯然這些隨「建文帝朱允炆」來台灣的大明人，對「明成祖朱棣」的大明人，仍然極有戒備之心。
【陸.用拜偶像推論，「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各「社」全是大明漢人】
如果我們再看荷蘭基督教牧師帶著士兵，每到一個「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的「社」，都能搜到很多「神像」，而集中加以燒毀，甚至每一次用武力威脅各「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的「社」，都一定加上一條，交出「偶像」來燒毀的規定，甚至有些「社」連神桌都被迫交出燒毀，就可以知道「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所有的「社」都會用神桌放「神像」來祭拜。
由此可以推知，這些擁有「神桌、神像」的各個「社」，住的全都是大明漢人。
因為台灣原住民根本就沒有雕刻「神像」，並且設置神桌神壇，或建廟安置神像祭祀的風俗。那些「社」中會有「神像」被荷蘭人抄出來的人，一定是都漢人而不是原住民。
如果硬要說這些被搜到「神像」的「社」或「村莊」，是漢化的「社」或「村莊」，那也得要在荷蘭殖民之前，就有相當高比例的漢人和原住民同住並且一起生活，原住民才有可能漢化，如果漢人人數較少，應該是漢人發生原住民化才對。
當然也有人會扭曲說荷蘭基督教牧師帶著士兵，到各「社」抄出來的不是「神像」而是豬頭骨，或人頭骨。這話也不對，荷蘭基督教牧師不至於蠢到連「豬頭骨、人頭骨」不是「神像、偶像」都不知道。
其次荷蘭基督教牧師常講「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的原住民會把祖先的屍體薰乾，放在家中，如果荷蘭基督教牧師去抄的不是「神像」而是原住民的「豬頭骨、人頭骨」，就會把原住民死去的祖先全抄走而燒了。
所以說這些擁有「神桌、神像」而被荷蘭基督教牧師指為「拜偶像」的各個「社」，住的也可能全都是大明漢人，而不是原住民。
所以說，在荷蘭人入侵台灣之前，光是台南地區，至少就已經有上萬的大明漢人在此定居，絕不是毫無根據的。至於台灣北部，以及台灣其他所謂平埔族地區，相信也一定有很龐大數量的大明漢人定居，而被視為平埔族人。
某些學者基於自己的政治理念，極力切割「漢人」和台灣的關係，所以他們在講台灣近代史時，最喜歡從「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講起，好像台灣就是這些西洋人發現之後，才開始存在的一般。
所以他們會極力否定「大明漢人」在「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之前在台灣活動的歷史，甚至把早期來台的「大明漢人」，全說成是極少數的罪犯盗匪而已。
這些學者為了落實自己「非漢人」的政治理念，在講「台灣人是漢化平埔族」之前，一定要先純化「平埔族」為「南島血統」的原住民，因為如果「平埔族」和漢人有絲毫血緣或文化關係，「台灣人是漢化平埔族」的理論就沒有絲毫價值。
而這些學者在建構「南島平埔族」的理念時，就歡天喜地地找到了「西拉雅人」來作為代表，最後成為「南島西拉雅主義者」。
這些「南島西拉雅主義者」最先盯上的就是台南「吉貝耍」的「阿立祖」信仰，因為荷蘭人講的「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地區住民，尤其是「吉貝耍」這個地方，更是全都信仰「阿立祖」，所以他們就硬把「吉貝耍」的「阿立祖」信仰當作「南島西拉雅族」的原始信仰。
由於「南島西拉雅主義者」認定「吉貝耍」的居民極少，非常好操控，所以這些「南島西拉雅主義者」，就擺明不理會地方漢人耆老出示「族譜」抗議，而硬說他們是「南島西拉雅族」。
這些「南島西拉雅主義者」，更可惡的是硬把「吉貝耍」用漢語祭祀「阿立祖」的《祝詞、牽曲》，對外宣傳成失落的「南島西拉雅語」，來欺騙世人。
這些「南島西拉雅主義者」，還刻意否認「吉貝耍」漢人的「阿立祖」就是道教的「太上老君」，進而編造謊言說「太上老君」是被漢化的人才會講的，真正的「阿立祖」不是「太上老君」。
這種荒唐的言論，完全刻意掩蓋《牽曲》中呼求「如龍」的「萬物阿母」，就是呼求「太上老君」的事實。
這些「南島西拉雅主義者」，為了把「吉貝耍」的漢人，弄成「南島西拉雅族」，就故意對外宣稱「吉貝耍」人不「祭祖先」，而是「祭祖靈」，完全不管「吉貝耍」漢人的《祝詞》中，明明就有「潘家祖先」的句子。
這些「南島西拉雅主義者」，為了把「吉貝耍」的漢人，硬弄成「南島西拉雅族」，甚至還拿他們祭祀阿立祖的「禮器、淨瓶」，來誣衊他們是「祀壼、祀壼之族」。
這些「南島西拉雅主義者」，甚至利用各種政治資源，在「吉貝耍」的漢人住地，大肆建造所謂「南島西拉雅族」風格的設施、圖騰，目的就是要讓外人誤以為「吉貝耍」人，自古就是過著「南島西拉雅族」的生活。
這些「南島西拉雅主義者」，還編造了虛假的「木棉花神話」，來扭曲「吉貝耍」的漢人為「木棉花民族」，並且扭曲原名為「閣山」的「吉貝耍」地名為「木棉、攀枝花」。
這些「南島西拉雅主義者」，更進一步強力滲入教育單位，利用學校進行種族洗腦教育，硬把「吉貝耍」的漢人兒童，自幼洗腦成「南島西拉雅族」。
這些「南島西拉雅主義者」，自己打的旗號就是「西拉雅正名」，但他們卻不斷去扭曲抹黑「吉貝耍」的漢人是「南島西拉雅族」，完全不在乎別人的民族身份，早已被他們徹底扭曲的痛苦吶喊。
我們絕對尊重「南島西拉雅主義者」的「西拉雅正名」理念，我們也完全尊重「南島西拉雅主義者」的任何政治理念。
但是我們卻要嚴厲譴責「南島西拉雅主義者」，為了達成自己的理念，從來不舉辦學術公聽會，先讓正反雙方公平論辯出事實，也無法提出任何「吉貝耍」是「西拉雅人」的明確證據。就以由上而下，透過政府的力量，強迫「吉貝耍」漢人的子女，在學校接受自己是「南島西拉雅人」的洗腦教育。
2016年1月7日
「吉貝耍」是漢區，人是漢族、話是漢語，信仰是李祖，不是「西拉雅族」
「吉貝耍」是漢區，人是漢族、話是漢語，信仰是李祖，不是「西拉雅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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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Kab Ua Sua吉貝耍」祭祀「阿立祖」的祝詞，翻譯出來根本就是漢語，和「平埔族語、西拉雅語、南島語系」一點關係也沒有。
和「吉貝耍」潘姓祖先一起來台的其他各姓人氏，全都是漢人，如果用現在的話來說，他們是比和國民黨一起來台灣的「外省人」，還早來台灣的「外省人」，他們的祖居地是大陸江西萍鄉，來的人包括他們的各姓親朋好友。
《小公廨的祝詞》音譯是：「哀哉！祈求潘家歷代祖先，山海慶吉瑞，大慶設壇，朔告上天，克庥！」
《西公廨的祝詞》音譯是：「哀哉！太極南門、墓門，勞煩開闢。磕頭告朔，祈求拜壇，天克護法，角宿保我壇！庥！庥！」
「吉貝耍」祭祀「阿立祖」的《吉貝耍曲師段麗柳的牽曲2~4》音譯是：「憐憫啊！答謝！胡麻羹、螺果、鹿乾；胡麻羹、鹿乾，以壓爐！憫！憐憫！答謝！憐憫！答謝！憐憫啊！答謝！羹、螺果、鹿乾，以禴！羹、螺果，鹿乾，以壓爐！憫！憐憫！答謝！憐憫！答謝！答謝阿李！你的猛猛！如龍猛！ 勞慰阿李！答謝阿李！答謝你，猛猛猛，猛力加我！勞慰阿李！答謝阿李！醮以息難！奔啊奔！阿李能克難!苦厄能克！驅拿海惡！護一切難！萬物阿母！速拿霸惡！護一切難！」
照理來說，我並不是把「吉貝耍」祭祀「阿立祖」的《公廨祝詞》和《牽曲》譯成漢語，而是用漢字將它們寫出來而已。
因為這些「祝詞」和「牽曲」，根本就是道道地地的道教漢語，根本不需要翻譯，我只是聽，然後用漢字記下來罷了。只因為《公廨祝詞》和《牽曲》，原先都是用英文字母抄寫，所以我才說是翻譯。
一般人聽不懂「吉貝耍」祭祀「阿立祖」的「祝詞」和「牽曲」是漢語，是因為他們聽不懂大陸漢語各支系的鄉音。
雖然漢學和道學的背景，讓我在理解《公廨祝詞》和《牽曲》有很大的優勢，但絕不是因為我具有神通法力，或我是道教天師或高功道長，所以我才能一眼看懂《公廨祝詞》和《牽曲》。
所以一般人不能因為自己聽不懂，就說「吉貝耍」祭祀「阿立祖」的「祝詞」和「牽曲」不是漢語。
「吉貝耍」祭祀「阿立祖」的「祝詞」和「牽曲」是道教漢語，等於直接證明，「吉貝耍」根本就是漢語區、人是漢族、講的是漢語，完全不是「平埔族語、西拉雅語、南島語系」。
甚至《小公廨的祝詞》還直接證明，「阿立祖」的祭祀，是起源於「吉貝耍」的「潘家」。
過去學者一貫主張「吉貝耍」是祭「阿立祖」的源頭重鎮，也是祭「阿立祖」的代表地方，這個說法是對的。
但把「吉貝耍」的住民，當成「原住民、西拉雅族」，又把「吉貝耍」的「阿立祖」祭祀，當成「西拉雅族」的祭祀，這卻是完全錯誤的。
除非「西拉雅人」全是漢人，他們祭祀「阿立祖」的「祝詞」和「牽曲」才可能會全都使用漢語，如果「西拉雅人」是「南島語系」，他們就不可能使用漢語。
但是目前所有自稱「西拉雅族」的人，都說自己不是「漢人」。明顯「西拉雅人」替自己作了一個明確的定義，就是「西拉雅人絕非漢人」，而是「南島語系、原住民」。
我過去長期所持的觀點是，荷蘭人口中的「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原本是沒有族長的「市民大熔爐」，這個「市民大熔爐」組成的人口，包括大陸移民漢人，以及當地和台灣各地方來此定居的其他原住民族，並不是一個單一血緣民族，也因此才不會有族長領導。
「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使用的「新港語」，可能是像北京話一樣，由多語混合而成的「政商語」，並不是一種族語，所以才能通用於不同族群地區。
也就是說，凡是會說「新港語」的各個族群，甚至慢慢變成只會說新港語的當地人，最後全被荷蘭人不分族群，全都歸納成「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所以「新港語」，可能不是那一個族的族語，而「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也可能不是一個單一血緣民族。
這個「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在受到荷蘭基督教恐怖殖民軍隊，大肆燒殺虜掠而佔領之後，其中一些具有單一血緣民族的市民，為了自身的安全的保障，便又逃回到自己明確的族群之中，而很多一時沒有辦法找回自己族群的市民，則在明清時代，全都被定義為「平埔族」。
當荷蘭基督教恐怖殖民之後，閩南移民大量進入，最後閩南語成為新的「政商語」時，「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市民大熔爐」的「新港語」，便因此瞬間消失。
到了日本殖民之後，「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被錯誤地重新定義為「Siraya西拉雅族」，從此「西拉雅族」被視為是具有單一血緣的民族，而在今日形成了明確的族群認同。
「新港語」如果是一個單一血緣民族的族語、母語；那麼「新港語者」的族群認同和語言文化，至少也會隨著遷徙，而保留在某些偏遠地區一段很長時間。
「新港語」如果是一個單一血緣民族的族語、母語，應該不會消失得這麼快而徹底，並且忽然完全失去整個族群認同。
當然，但在目前的政治氛圍下，我們當然也只能尊重「西拉雅人」自認並堅持「絕非漢人」的看法，而把「西拉雅人」定義為「非漢人」。
如此一來，我們就不得不把「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中的「漢人」市民，和「Siraya西拉雅人」劃分成兩個完全不同定義的民族，這雖然在我的史觀中是一種錯誤，但當前的政治氛圍，並不容許存在像我這樣的史觀，我甚至因為帶有這樣的史觀，而被人以「會有法律問題」來警告。
其實把「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中的「漢人」市民，和「Siraya西拉雅人」劃分成兩個完全不同定義的民族，甚至把「Siraya西拉雅人」定義成「非漢人」，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問題。
尤其是在宗教和文化上，「Siraya西拉雅人」會完全失去祭祀「阿立祖」的主導權，因為「阿立祖」是漢人傳入的信仰。
「西拉雅人」祭祀的「阿立祖」，《小公廨的祝詞》已經用漢語清楚講明，從是從「吉貝耍」來自大陸的「潘家」漢人那裡傳出來的。這種使用漢語的「阿立祖」信仰，就根本不會是「西拉雅人」的原始信仰。
如此一來，凡是信仰「阿立祖」的人，如果不承認自己是漢人，就必須承認「阿立祖」信仰不是自己的本族原始信仰。
以歷史事實來說，「阿立祖」祭祀重鎮，「吉貝耍」的住民，既然使用漢語祭祀「阿立祖」，那麼「吉貝耍」的住民，當然就是「漢人」，而不是「南島語系、原住民、西拉雅人」。
在過去少數政客學者長期洗腦之下，現在一些明明用漢語祭祀「阿立祖」的「Kab Ua Sua吉貝耍」住民，也在不明究理之下，紛紛說自己是「西拉雅族」，甚至說自己「本來是番、甘願作番」。
可是歷史事實不是宣稱「本來、甘願」就可以的，就像不是美國人的人，宣稱自己「本來是美國人、甘願作美國人」，美國人也不會接受，別人也只當他錯亂。
如果你不是「原住民」，而是「漢人」，你卻冒充是「原住民、西拉雅人」，這當然是對「原住民、西拉雅人」的極不尊重。
如果你不是「原住民」，而是「漢人」，你卻冒充是「原住民、西拉雅人」，你可能是想去掠奪「原住民、西拉雅人」的各種資源。
如果你不是「原住民」，而是「漢人」，你卻冒充是「原住民、西拉雅人」，你可能是想去摘取「原住民、西拉雅人」的民族榮耀。
如果你不是「原住民」，而是「漢人」，你卻冒充是「原住民、西拉雅人」，而成為「原住民、西拉雅人」的發言人或領導者，你可能是想變造「原住民、西拉雅人」的歷史文化，以利於己用。
如果你不是「原住民」，而是「漢人」，你卻冒充是「原住民、西拉雅人」，你會先背上背叛祖先的「背祖」之名。
「西拉雅人」要「正名」成為「原住民」，就是不想「背祖」，但是「西拉雅人」也不會希望有「漢人」來冒充他們，甚至來領導他們的「正名運動」。
「西拉雅人」當然也一定不希望，漢人把原本不屬於「西拉雅人」的漢族祭祀，以及其他漢人莫名其妙的東西，加到自己的「西拉雅」文化裡面去，免得自己正名之後，文化裡面仍然全是漢族搞進來的東西。
就像有學者說「西拉雅人」的「早安！您好！」叫做「Tabe mariyang madama！早安！您好！」，可是「Tabe mariyang madama！早安！您好！」過於近似殖民地區的僕人常用語言「Good morning madam！早安！女士！」，如果日後被證明果然是出自「Good morning madam！早安！女士！」這就會讓「西拉雅人」更加尷尬。
就像有些人說，他們家的「豬」叫「babui」，所以他們是「西拉雅人」。可是大陸漢人的豬也叫「豝ba」，大陸和台灣漢人家裡養的「半大不小的豬」也稱為「胚bui」，這「babui」會不會就是漢人的「豬胚仔、豝胚babui」，因此不得不懷疑，這些把「豬」叫「babui」的人，可能根本就是從大陸來的漢人，而不是「西拉雅人」，況且他們其中有些人還經常說，自己的父母生前，不斷再三叮嚀他們，強調他們的祖先是從大陸來的，不是「番」，要他們不能忘記。
就像有些人說，他們家的「辣椒」叫「siri西哩仔」，所以他們是「西拉雅人」。可是這「辣椒」是外來物種，原產地是中南美洲，根本不是台灣原生植物，別說是「西拉雅人」，台灣任何一族都不會有「辣椒」這種母語，甚至如果漢人沒見過「辣椒」，連這「辣椒」兩個漢字都不會跑出來，道理很簡單：「沒有植物，就不可能有植物名稱。」就像漢人沒有可以吃的「漢堡」之前，就不會有「漢堡」這個漢語名稱。
「siri西哩仔」其實根本就是「chili辣椒」這個外來語轉過來的，說不定是他們祖先在港口和外國人作貿易，買「chili辣椒」時學來的字，「siri西哩仔」和自己是不是「西拉雅人」，根本八竿子打不到底。
所以如果你家人和全村子裡的人，全都把「辣椒」叫「siri西哩仔」，表示你們的祖先和村人，在幾百年前，可能常和洋人來往作貿易，全都很洋派，還會講洋文，日常生活還洋話不離口，若不是大官巨賈，就是富貴有錢人。所以，你聽到別人的「siri西哩仔」竟然叫「蕃椒」時，你不能因為有被高壓電電到的感覺，之後就說自己是「西拉雅人」。
就像有些人說，他們家拜的是「尪祖、尪公」，所以他們是「西拉雅人」。可是很奇怪，客家人拜的「涯祖(我祖)、涯公(我公) 」閩南人拜的「阮祖(我祖)、阮公(我公) 」，大陸有漢人拜的「俺祖(我祖)、俺公(我公) 」，江西萍鄉人拜的「哄祖(我祖)、哄公(我公) 」，和他們家拜的「尪祖、尪公」聽起來全都差不多，甚至幾乎一模一樣，為麼獨獨他們家拜「尪祖、尪公」，他們就是「西拉雅人」？難道他們不知道「尪祖、尪公」根本就是漢語系的「我祖、我公」嗎？那「祖、公」兩字明明是漢字，怎麼會是南島語系的「西拉雅語」呢？
就像有些人說，他們稱媽媽叫「ina」，所以他們是「西拉雅人」。可是人家江西萍鄉人稱媽媽叫「恩沒」，那你怎麼確定你講的是「西拉雅語」，而不是萍鄉話或大陸某地的方言鄉音？何況現在也有人說「西拉雅語」的媽媽叫「ina」是錯的，要叫「sena」才對，那豈不是證明叫「ina」的人，根本就不是「西拉雅人」？
就像有人說他們講的某些字，和馬來語或其他南島語相似，但也可能這些字是荷蘭統治或日本殖民之後，才從馬來西亞或其他南島地方，傳進來的外來語，也未必是真的就是「西拉雅語」。
有人說他們村子的人，全都五官深遂，皮膚黝黑，所以全是「西拉雅人」，你放心，五官深遂，表示這個村子，男的帥、女的美，完全不必去整形；皮膚黝黑，只不過遺傳，或做農事比別人勤勞，經常日曬當然黑，並不表示你就是「西拉雅人」或南島民族。
大陸各地濃眉大眼，五官深遂，皮膚黑的人多得很，包公的臉比你還要黑，眉毛比你濃，眼晴瞪起來比你大，包公神像在台灣廟裡被供奉，也沒人說包公是「西拉雅人」或南島民族。
就像有學者說「Kab Ua Sua吉貝耍」種滿木棉花，所以「Kab Ua Sua吉貝耍」的住民，是「木棉花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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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Kab Ua Sua吉貝耍」祭祀用的「祝詞」和「牽曲」，證明「Kab Ua Sua吉貝耍」的住民，根本就是「漢人」。「漢人」只愛耕田種菜，根本不會愛上木棉花。
那些學者講荷蘭人大量引進「木棉、吉貝、攀枝花)」，然後就遠遠跑到當時可能連馬路都只能走牛車的「Kab Ua Sua吉貝耍」大量種植，所以「Kab Ua Sua吉貝耍」就是木棉花。
其實那些學者，根本就是對植物學和漢學一無所知，才敢這樣斬釘截鐵地，編造這種不實的「木棉、吉貝、攀枝花)」歷史。
他們不知道漢語講的「木棉(吉貝)」有分為「錦葵科棉花(草吉貝、攀枝樹)」和「木棉科木棉(木吉貝、攀枝花)」，這兩種植物，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植物，一不小心搞錯，就會錯成一團。
那些學者根本不知道「木棉(吉貝)」有兩種，就妄把荷蘭引進台灣作為轉口貿易商品的「錦葵科木棉」的「棉花」，誤當成「木棉科木棉」的「木棉」，然後「瓢瓜當菜瓜」就把「木棉科木棉」，搬弄到「Kab Ua Sua吉貝耍」這個地名裡面去，硬說「Kab Ua Sua吉貝耍」就是「木棉科木棉」。
所以說，那些「Kab Ua Sua吉貝耍」過去廣植「木棉科木棉」的神話，根本是少數人編造出來的假神話，完全不是真的。
再說即使那些只愛耕田種菜的「Kab Ua Sua吉貝耍」漢人，如果真的愛上「木棉科木棉」，也和原住民的「西拉雅人」一點關係也沒有。把「西拉雅人」硬說成是「木棉民族」，根本就是在愚弄「西拉雅人」。
最值得關注的事情是，一向被學者推舉為「西拉雅人」文化代表的「Kab Ua Sua吉貝耍」的「阿立祖」祭祀，其《小公廨的祝詞》用道教漢語音譯出來，不但顯示這個祝詞是漢語，其中還出現了「潘家歷代祖先」的字眼。
這樣一來，過去「Kab Ua Sua吉貝耍」潘家先人，不斷告誡子孫，自己是漢人不是原住民的話，就顯然是真實的。
而政客學者長期宣稱的「族譜全都是從漢人那裡亂抄而來」的「偽族譜理論」，便要打上一個大問號，因為《小公廨的祝詞》證明「Kab Ua Sua吉貝耍」潘家祖先，祭祀「阿立祖」是使用漢語，「Kab Ua Sua吉貝耍」潘家祖先，根本就不是「原住民、西拉雅人」，而是從大陸移居過來的人。
過去發生最多父母告誡子女自己是「漢人」而且來自「大陸」的地方，就是台南地區，尤其是「Kab Ua Sua吉貝耍」附近地區反應最強烈，而「Kab Ua Sua吉貝耍」的段姓人家，更多次出示族譜，堅決證明自己不是「原住民、西拉雅人」。
這些地區不斷發生強烈反對自己是「原住民、西拉雅人」的事件，這給我們一個無法忽視的警訊，那就是「族譜全都是從漢人那裡亂抄而來」的「偽族譜理論」，絕不是一個毫無破綻的理論，反而是一個不能通用的「偽族譜理論」。
這個「偽族譜理論」會讓一個原來確實不是「原住民」的「漢人」家族，被錯誤地歸類為「原住民」，而形成被政治力量，強迫綁架而出現集體「背祖」的事情。
這種被政治力量，強迫綁架而集體「背祖」的事情一旦發生，他們的後代子孫，必然又要再被迫走上街頭，要求「重新正名」，到時候就很難堪了。
早年台灣很多閩客漢人，只要看到長像和生活習俗和自己不一樣的族群，就稱他們為「番」，這是一個極為荒誕的族群分類方法。
試想，一個家族，如果原本居住在大陸閩客地區之外的某個小村落，這個小村落裡的人，他們的長像和生活習俗，就極可能和閩客漢人完全不一樣，如果這些長像和習俗都和閩客漢人完全不一樣的大陸漢人，家族先遷到台灣來，而後到的閩客漢人見他們長得不一樣，習俗也不一樣，就把他們全歸類到「番」，那豈不是讓他們百口莫辯。
可以對照的特殊例子，在台灣其他地方，並不是沒有。譬如雲林縣台西鄉和彰化鹿港的丁姓人家，祖先就是從大陸移居來台灣的阿拉伯後裔。
他們就是怕自己的長相和習俗及語言與閩南人不同，而被閩南人視為「番」，因此全族主動漢化講閩南語，但是他們並沒有變造族譜上祖先的名字，所以我們現在才會知道他們祖先，是從大陸移居來台灣的阿拉伯後裔。
可能會被政治力量強迫綁架而「背祖」最危急的地方是「Kab Ua Sua吉貝耍」。「Kab Ua Sua吉貝耍」，雖然有長輩不停地出示族譜和大陸祖居地的名稱，強烈宣誓自己不是「番」，而是從大陸移居來的人。
但是現在有很多政客學者，以及某些宗教人士，為了增強編造「西拉雅族」的文化論述，或有些宗教團體，想藉機掩蓋太上老君信仰的本質，就全把腦筋動到「Kab Ua Sua吉貝耍」的「阿立祖」信仰之上。
他們硬把「Kab Ua Sua吉貝耍」漢人，和他們用漢語祭祀的道教「阿立祖、太上老君」信仰，硬說成是「西拉雅族」的原始祖靈信仰，然後花了幾十年功夫，編造出很多虛假的文化論述，並且宣告「Kab Ua Sua吉貝耍」的漢人，是「原住民、平埔族、西拉雅族」。
搞到現在有些「Kab Ua Sua吉貝耍」的人，竟然開始否認族譜和父母生前的叮嚀，堅持自己就是「原住民、西拉雅人」，而喊出「本來是番、甘願作番」的口號。
「Kab Ua Sua吉貝耍」的段姓人氏，不斷出示「族譜」，宣稱自己是從江西萍鄉來的可信度，本來就是極高。
況且「Kab Ua Sua」地名和江西道教名山「閣皂山、閣山」也極近似，《牽曲、祝詞》全是漢語，《小公廨的祝詞》中也有漢語「潘家歷代祖先」一語。
而「Kab Ua Sua吉貝耍」的「段、潘、賴、楊」四姓，建有四姓井，顯示他們的生活密不可分，這四姓和附近的各姓住民，一起從大陸遷來「Kab Ua Sua吉貝耍」的可能性，幾乎可以說已經確定無誤。
如果「Kab Ua Sua吉貝耍」的段姓，如現在少數子孫所堅稱，族譜確實是造假而成，那麼排除段姓之外的「潘、賴、楊」三姓，至少也有「潘」姓可以用《小公廨的祝詞》的「潘家歷代祖先」，來證明自己不是「原住民、西拉雅人」。
少數段家子孫，強力主張族譜造假，是極其荒謬的，因為這個主張，首先能夠證明的，並不是自己就是「原住民、西拉雅人」，而是自己的祖先是會欺騙自己子孫的「背祖者」。
雖然我們無法完全否認，族譜造假的可能性。但多數台灣原住民的族譜，雖然後代改漢姓，也使用漢字，都還會用漢字記載改姓之前的祖先本名。
因為族譜是給自己子孫認識祖先用的，寫族譜的目的就是讓子孫記得祖先，又不是寫給外人研究用的，當然要記錄真實的祖先名字。
如果族譜要造假，何不乾脆就不要編寫了，因為即使是漢人，也有一大堆人家中沒有族譜，沒有族譜又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由此我們不禁質疑，為什麼「Kab Ua Sua吉貝耍」段家祖先，卻要特立獨行，連祖先的本名和畫像，全都要大費功夫去造假，來欺騙自己的子孫？
況且「Kab Ua Sua吉貝耍」的段家如果真的造假，就會洐生出另一個更大的歷史問題，那就是段家如果真的抄襲別人的「江西萍鄉」族譜，反而證明在段家改姓之前，台灣確定已經有另一個「江西萍鄉」的段姓家族，住在「Kab Ua Sua吉貝耍」附近，否則「Kab Ua Sua吉貝耍」段家，要從何處找到「江西萍鄉」的段姓族譜來抄襲甚至改姓呢？
所以即使沒有「Kab Ua Sua吉貝耍」的段家，也會有「Kab Ua Sua吉貝耍」附近的另一個段家，這不但無法抹去過去確有「江西萍鄉」人，來台南定居的歷史事實，反而更證明了「市民大熔爐」的歷史真實性。
如果沒有另一個「江西萍鄉」的段姓家族，而「Kab Ua Sua吉貝耍」的段家，又是「原住民、西拉雅人」改姓而來；那麼幾百年前的「原住民、西拉雅人」，未必識得漢字，又如何能夠憑空想出，「江西萍鄉」會住有段姓人，進而憑空捏造出「江西萍鄉」這個地址？
況且「江西萍鄉」又恰好在「江西閣皂山(閣山)」的附近，而「Kab Ua Sua吉貝耍」讀音又極近似「江西閣皂山(閣山)」，而他們的「阿立祖 」信仰又是道教，各種巧合程度，讓人根本無法相信他們的族譜會是造假。
所以說「Kab Ua Sua吉貝耍」的段家族譜，根本不可能造假，如果段家少數子孫硬要說自己的族譜是造假的，那麼依學術的推論，我們只能開始說「Kab Ua Sua吉貝耍」附近，當時有另一個來自「江西萍鄉」的段姓家族，這個真正「江西萍鄉」的段姓家族，不是「Kab Ua Sua吉貝耍」的段姓家族，這另一個段姓家族，提供族譜給「Kab Ua Sua吉貝耍」的「原住民、西拉雅人」，讓他們抄襲來變造族譜，甚至改姓。由此可以證明「市民大熔爐」的台南歷史，確實存在。
如此一來，自認是「原住民、西拉雅人」的「Kab Ua Sua吉貝耍」段家，就完全自外於「潘、賴、楊」三姓。因為《小公廨的祝詞》中的「潘家歷代祖先」一語，證明「阿立祖」祭祀，是源於「潘家」，而且是屬於漢語支系語言，不但不是南島語系語言，更不是「原住民、西拉雅人」的原始信仰。
段家一旦自外於「潘、賴、楊」三姓，而自認是南島語系的「原住民、西拉雅人」，如此段家就和來自於漢語系的「阿立祖」信仰根源，從此一刀兩斷，毫無關係。
如此所有的段家人，豈不是都無權以「阿立祖」信仰的「文化承傳者」身份，去參與漢語系的「阿立祖」祭祀和各種文化活動，而應該完全回歸，來自於漢語系的「潘、賴、楊」三姓道教人士，來全權主導「文化承傳」的使命，才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說，段家源於「江西萍鄉」的族譜，絕對不是造假的。段家人一旦自認族譜造假，又自認是「原住民、西拉雅人」，由漢語《祝詞》、《牽曲》所牽動的「祭祀主權」問題，將使得段家在「Kab Ua Sua吉貝耍」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完全失去「祭祀發言權」和「文化承傳權」。
所以「Kab Ua Sua吉貝耍」的段家人，絕對不要盲目相信和附和那些政客學者，而誤以為自己的族譜是偽造的，更不要相信自己是西拉雅族。反而要更堅定地對外宣告，自己的族譜是真實的，自己也絕不是「原住民、西拉雅族」，而是「漢族」。
《小公廨的祝詞》中的「潘家歷代祖先」一語，證明「Kab Ua Sua吉貝耍」潘家先人，百分之百不是「原住民、西拉雅族」，因此「Kab Ua Sua吉貝耍」的「阿立祖」祭祀，百分之百是漢人的道教祭祀，絕不是「西拉雅人」的祭祀。
如此，道教的「阿立祖」信仰，就絕不是「西拉雅人」的原本信仰，而「阿立祖」的「祭祖」，也絕不是「西拉雅族」的「祖靈祭」；過去那些學者搬移到「西拉雅人」身上的「阿立祖信仰、祖靈祭、木棉花民族」，在《祝詞、牽曲》譯出的剎那之間，早就已經成為可笑的夢幻泡影。
所以說，「認祖歸宗」是嚴肅的事，不能衝動，更不能被政治口號盲目鼓動，而盲目相信某些政客學者，刻意釋放出的「族譜全都是從漢人那裡亂抄而來」的「偽族譜理論」。
「認祖歸宗」必須要廣搜證據，多方考證，客觀評估，並且仔細分析每一個獨立個案的差異，絕不能用簡單的口號，一概而論。也絕不能讓一群理盲的學者和政客，胡亂指導，否則台灣就會出現一大堆被政治綁架，而被迫「背祖」的家族。
過去研究台灣文化，完全欠缺「漢學專家、道學專家」的參與，所以根本搞不出什麼真象。甚至很多自稱專家的學者教授和團體，多數都帶有政治目地和宗教偏見，所以他們研究出來的東西往往扭曲真象，或胡亂編造，甚至盲目採取某些證據，或盲目否定某些證據，以致於作出漏洞百出的結論。
譬如現在很多人都盲目主張，要依據日本的戶口登記是否有「熟」字，來確認自己是不是「原住民、平埔族」，但是出現了這麼多族譜爭議之後，大家就會發現「熟非番」是存在的，也就是「熟番不是番」的現象確實存在，過去被日本人定為「熟」的人，並不是百分之百都是平埔族人。
所以現在我們現在必須開始懷疑，日本人的「平埔族」歸類，是不是過於草率簡化，而亂七八糟，甚至在日本殖民時，日本人會不會就以政治力量，加上分化陰謀，藉著戶口登記，強迫某些人「背祖」，以利於他們操控。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當然不能再以一個日本人註記的「熟」字，來百分之百確定這些人，就一定是「原住民、平埔族」。
因此，不要因為有人說你是「西拉雅人」，你就說自己是「西拉雅人」，不要因為日本人把你註記為「熟」，你就說自己是「熟番、平埔族」，連當前統治者的話都不能輕易相信，何況是侵略的日本殖民主義者。
《小公廨的祝詞》己經證明「西拉雅族」不是開創「阿立祖」信仰的民族。那麼那些目前因為祭祀「阿立祖」，而被視為是「西拉雅族」的人，甚至「Kab Ua Sua吉貝耍」少數長期主張自己就是「西拉雅族」的人，究竟是不是真的「西拉雅人」，自己也應該要再認真弄清楚一點。
在「Kab Ua Sua吉貝耍」，祭祀阿立祖的《祝詞》、《牽曲》全是漢語支系，根本就沒「平埔族語、西拉雅族語、南島語系」的影子，而那些學者吹噓為「西拉雅族語」的「Kab Ua Sua吉貝耍」生活用語，又多數都是漢語支系語言，或是南島、西方的外來語。
如此看來，所謂「平埔族語、西拉雅族語、南島語系」，根本就不存在於「Kab Ua Sua吉貝耍」這個地方。
「平埔族語、西拉雅族語、南島語系」，要成為成真存在的語言，還得去別的地方找論述才行，在「Kab Ua Sua吉貝耍」這裡找「平埔族語、西拉雅族語、南島語系」的論述，是完全行不通的。
甚至「Kab Ua Sua吉貝耍」的阿立祖信仰，根本就是漢族帶進來的宗教信仰，「西拉雅族」要找回自己的宗教信仰，還得到別的地方找才行，在「Kab Ua Sua吉貝耍」這裡找「西拉雅族」宗教信人仰，也是完全行不通的。
所以說，「Kab Ua Sua吉貝耍」除了潘家已經確定是漢語系漢人之外，所有「阿立祖」信仰的其他各姓人氏，尋根的工作在《祝詞》、《牽曲》譯出之後，才要真正開始，根本還不到作結論的時候，如果草率作結論，就堅稱自己是「西拉雅族」，而被國家正名定案承認為「西拉雅族」，當日後證據越來越多，真象越來越明白之後，一定會後悔自己匆促所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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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Kab Ua Sua吉貝耍」祭祀「阿立祖」的祝詞，翻譯出來根本就是漢語，和「平埔族語、西拉雅語、南島語系」一點關係也沒有。
和「吉貝耍」潘姓祖先一起來台的其他各姓人氏，全都是漢人，如果用現在的話來說，他們是比和國民黨一起來台灣的「外省人」，還早來台灣的「外省人」，他們的祖居地是大陸江西萍鄉，來的人包括他們的各姓親朋好友。
《小公廨的祝詞》音譯是：「哀哉！祈求潘家歷代祖先，山海慶吉瑞，大慶設壇，朔告上天，克庥！」
《西公廨的祝詞》音譯是：「哀哉！太極南門、墓門，勞煩開闢。磕頭告朔，祈求拜壇，天克護法，角宿保我壇！庥！庥！」
「吉貝耍」祭祀「阿立祖」的《吉貝耍曲師段麗柳的牽曲2~4》音譯是：「憐憫啊！答謝！胡麻羹、螺果、鹿乾；胡麻羹、鹿乾，以壓爐！憫！憐憫！答謝！憐憫！答謝！憐憫啊！答謝！羹、螺果、鹿乾，以禴！羹、螺果，鹿乾，以壓爐！憫！憐憫！答謝！憐憫！答謝！答謝阿李！你的猛猛！如龍猛！ 勞慰阿李！答謝阿李！答謝你，猛猛猛，猛力加我！勞慰阿李！答謝阿李！醮以息難！奔啊奔！阿李能克難!苦厄能克！驅拿海惡！護一切難！萬物阿母！速拿霸惡！護一切難！」
照理來說，我並不是把「吉貝耍」祭祀「阿立祖」的《公廨祝詞》和《牽曲》譯成漢語，而是用漢字將它們寫出來而已。
因為這些「祝詞」和「牽曲」，根本就是道道地地的道教漢語，根本不需要翻譯，我只是聽，然後用漢字記下來罷了。只因為《公廨祝詞》和《牽曲》，原先都是用英文字母抄寫，所以我才說是翻譯。
一般人聽不懂「吉貝耍」祭祀「阿立祖」的「祝詞」和「牽曲」是漢語，是因為他們聽不懂大陸漢語各支系的鄉音。
雖然漢學和道學的背景，讓我在理解《公廨祝詞》和《牽曲》有很大的優勢，但絕不是因為我具有神通法力，或我是道教天師或高功道長，所以我才能一眼看懂《公廨祝詞》和《牽曲》。
所以一般人不能因為自己聽不懂，就說「吉貝耍」祭祀「阿立祖」的「祝詞」和「牽曲」不是漢語。
「吉貝耍」祭祀「阿立祖」的「祝詞」和「牽曲」是道教漢語，等於直接證明，「吉貝耍」根本就是漢語區、人是漢族、講的是漢語，完全不是「平埔族語、西拉雅語、南島語系」。
甚至《小公廨的祝詞》還直接證明，「阿立祖」的祭祀，是起源於「吉貝耍」的「潘家」。
過去學者一貫主張「吉貝耍」是祭「阿立祖」的源頭重鎮，也是祭「阿立祖」的代表地方，這個說法是對的。
但把「吉貝耍」的住民，當成「原住民、西拉雅族」，又把「吉貝耍」的「阿立祖」祭祀，當成「西拉雅族」的祭祀，這卻是完全錯誤的。
除非「西拉雅人」全是漢人，他們祭祀「阿立祖」的「祝詞」和「牽曲」才可能會全都使用漢語，如果「西拉雅人」是「南島語系」，他們就不可能使用漢語。
但是目前所有自稱「西拉雅族」的人，都說自己不是「漢人」。明顯「西拉雅人」替自己作了一個明確的定義，就是「西拉雅人絕非漢人」，而是「南島語系、原住民」。
我過去長期所持的觀點是，荷蘭人口中的「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原本是沒有族長的「市民大熔爐」，這個「市民大熔爐」組成的人口，包括大陸移民漢人，以及當地和台灣各地方來此定居的其他原住民族，並不是一個單一血緣民族，也因此才不會有族長領導。
「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使用的「新港語」，可能是像北京話一樣，由多語混合而成的「政商語」，並不是一種族語，所以才能通用於不同族群地區。
也就是說，凡是會說「新港語」的各個族群，甚至慢慢變成只會說新港語的當地人，最後全被荷蘭人不分族群，全都歸納成「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所以「新港語」，可能不是那一個族的族語，而「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也可能不是一個單一血緣民族。
這個「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在受到荷蘭基督教恐怖殖民軍隊，大肆燒殺虜掠而佔領之後，其中一些具有單一血緣民族的市民，為了自身的安全的保障，便又逃回到自己明確的族群之中，而很多一時沒有辦法找回自己族群的市民，則在明清時代，全都被定義為「平埔族」。
當荷蘭基督教恐怖殖民之後，閩南移民大量進入，最後閩南語成為新的「政商語」時，「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市民大熔爐」的「新港語」，便因此瞬間消失。
到了日本殖民之後，「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被錯誤地重新定義為「Siraya西拉雅族」，從此「西拉雅族」被視為是具有單一血緣的民族，而在今日形成了明確的族群認同。
「新港語」如果是一個單一血緣民族的族語、母語；那麼「新港語者」的族群認同和語言文化，至少也會隨著遷徙，而保留在某些偏遠地區一段很長時間。
「新港語」如果是一個單一血緣民族的族語、母語，應該不會消失得這麼快而徹底，並且忽然完全失去整個族群認同。
當然，但在目前的政治氛圍下，我們當然也只能尊重「西拉雅人」自認並堅持「絕非漢人」的看法，而把「西拉雅人」定義為「非漢人」。
如此一來，我們就不得不把「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中的「漢人」市民，和「Siraya西拉雅人」劃分成兩個完全不同定義的民族，這雖然在我的史觀中是一種錯誤，但當前的政治氛圍，並不容許存在像我這樣的史觀，我甚至因為帶有這樣的史觀，而被人以「會有法律問題」來警告。
其實把「sideia( Diocese基督教教區)」中的「漢人」市民，和「Siraya西拉雅人」劃分成兩個完全不同定義的民族，甚至把「Siraya西拉雅人」定義成「非漢人」，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問題。
尤其是在宗教和文化上，「Siraya西拉雅人」會完全失去祭祀「阿立祖」的主導權，因為「阿立祖」是漢人傳入的信仰。
「西拉雅人」祭祀的「阿立祖」，《小公廨的祝詞》已經用漢語清楚講明，從是從「吉貝耍」來自大陸的「潘家」漢人那裡傳出來的。這種使用漢語的「阿立祖」信仰，就根本不會是「西拉雅人」的原始信仰。
如此一來，凡是信仰「阿立祖」的人，如果不承認自己是漢人，就必須承認「阿立祖」信仰不是自己的本族原始信仰。
以歷史事實來說，「阿立祖」祭祀重鎮，「吉貝耍」的住民，既然使用漢語祭祀「阿立祖」，那麼「吉貝耍」的住民，當然就是「漢人」，而不是「南島語系、原住民、西拉雅人」。
在過去少數政客學者長期洗腦之下，現在一些明明用漢語祭祀「阿立祖」的「Kab Ua Sua吉貝耍」住民，也在不明究理之下，紛紛說自己是「西拉雅族」，甚至說自己「本來是番、甘願作番」。
可是歷史事實不是宣稱「本來、甘願」就可以的，就像不是美國人的人，宣稱自己「本來是美國人、甘願作美國人」，美國人也不會接受，別人也只當他錯亂。
如果你不是「原住民」，而是「漢人」，你卻冒充是「原住民、西拉雅人」，這當然是對「原住民、西拉雅人」的極不尊重。
如果你不是「原住民」，而是「漢人」，你卻冒充是「原住民、西拉雅人」，你可能是想去掠奪「原住民、西拉雅人」的各種資源。
如果你不是「原住民」，而是「漢人」，你卻冒充是「原住民、西拉雅人」，你可能是想去摘取「原住民、西拉雅人」的民族榮耀。
如果你不是「原住民」，而是「漢人」，你卻冒充是「原住民、西拉雅人」，而成為「原住民、西拉雅人」的發言人或領導者，你可能是想變造「原住民、西拉雅人」的歷史文化，以利於己用。
如果你不是「原住民」，而是「漢人」，你卻冒充是「原住民、西拉雅人」，你會先背上背叛祖先的「背祖」之名。
「西拉雅人」要「正名」成為「原住民」，就是不想「背祖」，但是「西拉雅人」也不會希望有「漢人」來冒充他們，甚至來領導他們的「正名運動」。
「西拉雅人」當然也一定不希望，漢人把原本不屬於「西拉雅人」的漢族祭祀，以及其他漢人莫名其妙的東西，加到自己的「西拉雅」文化裡面去，免得自己正名之後，文化裡面仍然全是漢族搞進來的東西。
就像有學者說「西拉雅人」的「早安！您好！」叫做「Tabe mariyang madama！早安！您好！」，可是「Tabe mariyang madama！早安！您好！」過於近似殖民地區的僕人常用語言「Good morning madam！早安！女士！」，如果日後被證明果然是出自「Good morning madam！早安！女士！」這就會讓「西拉雅人」更加尷尬。
就像有些人說，他們家的「豬」叫「babui」，所以他們是「西拉雅人」。可是大陸漢人的豬也叫「豝ba」，大陸和台灣漢人家裡養的「半大不小的豬」也稱為「胚bui」，這「babui」會不會就是漢人的「豬胚仔、豝胚babui」，因此不得不懷疑，這些把「豬」叫「babui」的人，可能根本就是從大陸來的漢人，而不是「西拉雅人」，況且他們其中有些人還經常說，自己的父母生前，不斷再三叮嚀他們，強調他們的祖先是從大陸來的，不是「番」，要他們不能忘記。
就像有些人說，他們家的「辣椒」叫「siri西哩仔」，所以他們是「西拉雅人」。可是這「辣椒」是外來物種，原產地是中南美洲，根本不是台灣原生植物，別說是「西拉雅人」，台灣任何一族都不會有「辣椒」這種母語，甚至如果漢人沒見過「辣椒」，連這「辣椒」兩個漢字都不會跑出來，道理很簡單：「沒有植物，就不可能有植物名稱。」就像漢人沒有可以吃的「漢堡」之前，就不會有「漢堡」這個漢語名稱。
「siri西哩仔」其實根本就是「chili辣椒」這個外來語轉過來的，說不定是他們祖先在港口和外國人作貿易，買「chili辣椒」時學來的字，「siri西哩仔」和自己是不是「西拉雅人」，根本八竿子打不到底。
所以如果你家人和全村子裡的人，全都把「辣椒」叫「siri西哩仔」，表示你們的祖先和村人，在幾百年前，可能常和洋人來往作貿易，全都很洋派，還會講洋文，日常生活還洋話不離口，若不是大官巨賈，就是富貴有錢人。所以，你聽到別人的「siri西哩仔」竟然叫「蕃椒」時，你不能因為有被高壓電電到的感覺，之後就說自己是「西拉雅人」。
就像有些人說，他們家拜的是「尪祖、尪公」，所以他們是「西拉雅人」。可是很奇怪，客家人拜的「涯祖(我祖)、涯公(我公) 」閩南人拜的「阮祖(我祖)、阮公(我公) 」，大陸有漢人拜的「俺祖(我祖)、俺公(我公) 」，江西萍鄉人拜的「哄祖(我祖)、哄公(我公) 」，和他們家拜的「尪祖、尪公」聽起來全都差不多，甚至幾乎一模一樣，為麼獨獨他們家拜「尪祖、尪公」，他們就是「西拉雅人」？難道他們不知道「尪祖、尪公」根本就是漢語系的「我祖、我公」嗎？那「祖、公」兩字明明是漢字，怎麼會是南島語系的「西拉雅語」呢？
就像有些人說，他們稱媽媽叫「ina」，所以他們是「西拉雅人」。可是人家江西萍鄉人稱媽媽叫「恩沒」，那你怎麼確定你講的是「西拉雅語」，而不是萍鄉話或大陸某地的方言鄉音？何況現在也有人說「西拉雅語」的媽媽叫「ina」是錯的，要叫「sena」才對，那豈不是證明叫「ina」的人，根本就不是「西拉雅人」？
就像有人說他們講的某些字，和馬來語或其他南島語相似，但也可能這些字是荷蘭統治或日本殖民之後，才從馬來西亞或其他南島地方，傳進來的外來語，也未必是真的就是「西拉雅語」。
有人說他們村子的人，全都五官深遂，皮膚黝黑，所以全是「西拉雅人」，你放心，五官深遂，表示這個村子，男的帥、女的美，完全不必去整形；皮膚黝黑，只不過遺傳，或做農事比別人勤勞，經常日曬當然黑，並不表示你就是「西拉雅人」或南島民族。
大陸各地濃眉大眼，五官深遂，皮膚黑的人多得很，包公的臉比你還要黑，眉毛比你濃，眼晴瞪起來比你大，包公神像在台灣廟裡被供奉，也沒人說包公是「西拉雅人」或南島民族。
就像有學者說「Kab Ua Sua吉貝耍」種滿木棉花，所以「Kab Ua Sua吉貝耍」的住民，是「木棉花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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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Kab Ua Sua吉貝耍」祭祀用的「祝詞」和「牽曲」，證明「Kab Ua Sua吉貝耍」的住民，根本就是「漢人」。「漢人」只愛耕田種菜，根本不會愛上木棉花。
那些學者講荷蘭人大量引進「木棉、吉貝、攀枝花)」，然後就遠遠跑到當時可能連馬路都只能走牛車的「Kab Ua Sua吉貝耍」大量種植，所以「Kab Ua Sua吉貝耍」就是木棉花。
其實那些學者，根本就是對植物學和漢學一無所知，才敢這樣斬釘截鐵地，編造這種不實的「木棉、吉貝、攀枝花)」歷史。
他們不知道漢語講的「木棉(吉貝)」有分為「錦葵科棉花(草吉貝、攀枝樹)」和「木棉科木棉(木吉貝、攀枝花)」，這兩種植物，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植物，一不小心搞錯，就會錯成一團。
那些學者根本不知道「木棉(吉貝)」有兩種，就妄把荷蘭引進台灣作為轉口貿易商品的「錦葵科木棉」的「棉花」，誤當成「木棉科木棉」的「木棉」，然後「瓢瓜當菜瓜」就把「木棉科木棉」，搬弄到「Kab Ua Sua吉貝耍」這個地名裡面去，硬說「Kab Ua Sua吉貝耍」就是「木棉科木棉」。
所以說，那些「Kab Ua Sua吉貝耍」過去廣植「木棉科木棉」的神話，根本是少數人編造出來的假神話，完全不是真的。
再說即使那些只愛耕田種菜的「Kab Ua Sua吉貝耍」漢人，如果真的愛上「木棉科木棉」，也和原住民的「西拉雅人」一點關係也沒有。把「西拉雅人」硬說成是「木棉民族」，根本就是在愚弄「西拉雅人」。
最值得關注的事情是，一向被學者推舉為「西拉雅人」文化代表的「Kab Ua Sua吉貝耍」的「阿立祖」祭祀，其《小公廨的祝詞》用道教漢語音譯出來，不但顯示這個祝詞是漢語，其中還出現了「潘家歷代祖先」的字眼。
這樣一來，過去「Kab Ua Sua吉貝耍」潘家先人，不斷告誡子孫，自己是漢人不是原住民的話，就顯然是真實的。
而政客學者長期宣稱的「族譜全都是從漢人那裡亂抄而來」的「偽族譜理論」，便要打上一個大問號，因為《小公廨的祝詞》證明「Kab Ua Sua吉貝耍」潘家祖先，祭祀「阿立祖」是使用漢語，「Kab Ua Sua吉貝耍」潘家祖先，根本就不是「原住民、西拉雅人」，而是從大陸移居過來的人。
過去發生最多父母告誡子女自己是「漢人」而且來自「大陸」的地方，就是台南地區，尤其是「Kab Ua Sua吉貝耍」附近地區反應最強烈，而「Kab Ua Sua吉貝耍」的段姓人家，更多次出示族譜，堅決證明自己不是「原住民、西拉雅人」。
這些地區不斷發生強烈反對自己是「原住民、西拉雅人」的事件，這給我們一個無法忽視的警訊，那就是「族譜全都是從漢人那裡亂抄而來」的「偽族譜理論」，絕不是一個毫無破綻的理論，反而是一個不能通用的「偽族譜理論」。
這個「偽族譜理論」會讓一個原來確實不是「原住民」的「漢人」家族，被錯誤地歸類為「原住民」，而形成被政治力量，強迫綁架而出現集體「背祖」的事情。
這種被政治力量，強迫綁架而集體「背祖」的事情一旦發生，他們的後代子孫，必然又要再被迫走上街頭，要求「重新正名」，到時候就很難堪了。
早年台灣很多閩客漢人，只要看到長像和生活習俗和自己不一樣的族群，就稱他們為「番」，這是一個極為荒誕的族群分類方法。
試想，一個家族，如果原本居住在大陸閩客地區之外的某個小村落，這個小村落裡的人，他們的長像和生活習俗，就極可能和閩客漢人完全不一樣，如果這些長像和習俗都和閩客漢人完全不一樣的大陸漢人，家族先遷到台灣來，而後到的閩客漢人見他們長得不一樣，習俗也不一樣，就把他們全歸類到「番」，那豈不是讓他們百口莫辯。
可以對照的特殊例子，在台灣其他地方，並不是沒有。譬如雲林縣台西鄉和彰化鹿港的丁姓人家，祖先就是從大陸移居來台灣的阿拉伯後裔。
他們就是怕自己的長相和習俗及語言與閩南人不同，而被閩南人視為「番」，因此全族主動漢化講閩南語，但是他們並沒有變造族譜上祖先的名字，所以我們現在才會知道他們祖先，是從大陸移居來台灣的阿拉伯後裔。
可能會被政治力量強迫綁架而「背祖」最危急的地方是「Kab Ua Sua吉貝耍」。「Kab Ua Sua吉貝耍」，雖然有長輩不停地出示族譜和大陸祖居地的名稱，強烈宣誓自己不是「番」，而是從大陸移居來的人。
但是現在有很多政客學者，以及某些宗教人士，為了增強編造「西拉雅族」的文化論述，或有些宗教團體，想藉機掩蓋太上老君信仰的本質，就全把腦筋動到「Kab Ua Sua吉貝耍」的「阿立祖」信仰之上。
他們硬把「Kab Ua Sua吉貝耍」漢人，和他們用漢語祭祀的道教「阿立祖、太上老君」信仰，硬說成是「西拉雅族」的原始祖靈信仰，然後花了幾十年功夫，編造出很多虛假的文化論述，並且宣告「Kab Ua Sua吉貝耍」的漢人，是「原住民、平埔族、西拉雅族」。
搞到現在有些「Kab Ua Sua吉貝耍」的人，竟然開始否認族譜和父母生前的叮嚀，堅持自己就是「原住民、西拉雅人」，而喊出「本來是番、甘願作番」的口號。
「Kab Ua Sua吉貝耍」的段姓人氏，不斷出示「族譜」，宣稱自己是從江西萍鄉來的可信度，本來就是極高。
況且「Kab Ua Sua」地名和江西道教名山「閣皂山、閣山」也極近似，《牽曲、祝詞》全是漢語，《小公廨的祝詞》中也有漢語「潘家歷代祖先」一語。
而「Kab Ua Sua吉貝耍」的「段、潘、賴、楊」四姓，建有四姓井，顯示他們的生活密不可分，這四姓和附近的各姓住民，一起從大陸遷來「Kab Ua Sua吉貝耍」的可能性，幾乎可以說已經確定無誤。
如果「Kab Ua Sua吉貝耍」的段姓，如現在少數子孫所堅稱，族譜確實是造假而成，那麼排除段姓之外的「潘、賴、楊」三姓，至少也有「潘」姓可以用《小公廨的祝詞》的「潘家歷代祖先」，來證明自己不是「原住民、西拉雅人」。
少數段家子孫，強力主張族譜造假，是極其荒謬的，因為這個主張，首先能夠證明的，並不是自己就是「原住民、西拉雅人」，而是自己的祖先是會欺騙自己子孫的「背祖者」。
雖然我們無法完全否認，族譜造假的可能性。但多數台灣原住民的族譜，雖然後代改漢姓，也使用漢字，都還會用漢字記載改姓之前的祖先本名。
因為族譜是給自己子孫認識祖先用的，寫族譜的目的就是讓子孫記得祖先，又不是寫給外人研究用的，當然要記錄真實的祖先名字。
如果族譜要造假，何不乾脆就不要編寫了，因為即使是漢人，也有一大堆人家中沒有族譜，沒有族譜又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由此我們不禁質疑，為什麼「Kab Ua Sua吉貝耍」段家祖先，卻要特立獨行，連祖先的本名和畫像，全都要大費功夫去造假，來欺騙自己的子孫？
況且「Kab Ua Sua吉貝耍」的段家如果真的造假，就會洐生出另一個更大的歷史問題，那就是段家如果真的抄襲別人的「江西萍鄉」族譜，反而證明在段家改姓之前，台灣確定已經有另一個「江西萍鄉」的段姓家族，住在「Kab Ua Sua吉貝耍」附近，否則「Kab Ua Sua吉貝耍」段家，要從何處找到「江西萍鄉」的段姓族譜來抄襲甚至改姓呢？
所以即使沒有「Kab Ua Sua吉貝耍」的段家，也會有「Kab Ua Sua吉貝耍」附近的另一個段家，這不但無法抹去過去確有「江西萍鄉」人，來台南定居的歷史事實，反而更證明了「市民大熔爐」的歷史真實性。
如果沒有另一個「江西萍鄉」的段姓家族，而「Kab Ua Sua吉貝耍」的段家，又是「原住民、西拉雅人」改姓而來；那麼幾百年前的「原住民、西拉雅人」，未必識得漢字，又如何能夠憑空想出，「江西萍鄉」會住有段姓人，進而憑空捏造出「江西萍鄉」這個地址？
況且「江西萍鄉」又恰好在「江西閣皂山(閣山)」的附近，而「Kab Ua Sua吉貝耍」讀音又極近似「江西閣皂山(閣山)」，而他們的「阿立祖 」信仰又是道教，各種巧合程度，讓人根本無法相信他們的族譜會是造假。
所以說「Kab Ua Sua吉貝耍」的段家族譜，根本不可能造假，如果段家少數子孫硬要說自己的族譜是造假的，那麼依學術的推論，我們只能開始說「Kab Ua Sua吉貝耍」附近，當時有另一個來自「江西萍鄉」的段姓家族，這個真正「江西萍鄉」的段姓家族，不是「Kab Ua Sua吉貝耍」的段姓家族，這另一個段姓家族，提供族譜給「Kab Ua Sua吉貝耍」的「原住民、西拉雅人」，讓他們抄襲來變造族譜，甚至改姓。由此可以證明「市民大熔爐」的台南歷史，確實存在。
如此一來，自認是「原住民、西拉雅人」的「Kab Ua Sua吉貝耍」段家，就完全自外於「潘、賴、楊」三姓。因為《小公廨的祝詞》中的「潘家歷代祖先」一語，證明「阿立祖」祭祀，是源於「潘家」，而且是屬於漢語支系語言，不但不是南島語系語言，更不是「原住民、西拉雅人」的原始信仰。
段家一旦自外於「潘、賴、楊」三姓，而自認是南島語系的「原住民、西拉雅人」，如此段家就和來自於漢語系的「阿立祖」信仰根源，從此一刀兩斷，毫無關係。
如此所有的段家人，豈不是都無權以「阿立祖」信仰的「文化承傳者」身份，去參與漢語系的「阿立祖」祭祀和各種文化活動，而應該完全回歸，來自於漢語系的「潘、賴、楊」三姓道教人士，來全權主導「文化承傳」的使命，才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說，段家源於「江西萍鄉」的族譜，絕對不是造假的。段家人一旦自認族譜造假，又自認是「原住民、西拉雅人」，由漢語《祝詞》、《牽曲》所牽動的「祭祀主權」問題，將使得段家在「Kab Ua Sua吉貝耍」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完全失去「祭祀發言權」和「文化承傳權」。
所以「Kab Ua Sua吉貝耍」的段家人，絕對不要盲目相信和附和那些政客學者，而誤以為自己的族譜是偽造的，更不要相信自己是西拉雅族。反而要更堅定地對外宣告，自己的族譜是真實的，自己也絕不是「原住民、西拉雅族」，而是「漢族」。
《小公廨的祝詞》中的「潘家歷代祖先」一語，證明「Kab Ua Sua吉貝耍」潘家先人，百分之百不是「原住民、西拉雅族」，因此「Kab Ua Sua吉貝耍」的「阿立祖」祭祀，百分之百是漢人的道教祭祀，絕不是「西拉雅人」的祭祀。
如此，道教的「阿立祖」信仰，就絕不是「西拉雅人」的原本信仰，而「阿立祖」的「祭祖」，也絕不是「西拉雅族」的「祖靈祭」；過去那些學者搬移到「西拉雅人」身上的「阿立祖信仰、祖靈祭、木棉花民族」，在《祝詞、牽曲》譯出的剎那之間，早就已經成為可笑的夢幻泡影。
所以說，「認祖歸宗」是嚴肅的事，不能衝動，更不能被政治口號盲目鼓動，而盲目相信某些政客學者，刻意釋放出的「族譜全都是從漢人那裡亂抄而來」的「偽族譜理論」。
「認祖歸宗」必須要廣搜證據，多方考證，客觀評估，並且仔細分析每一個獨立個案的差異，絕不能用簡單的口號，一概而論。也絕不能讓一群理盲的學者和政客，胡亂指導，否則台灣就會出現一大堆被政治綁架，而被迫「背祖」的家族。
過去研究台灣文化，完全欠缺「漢學專家、道學專家」的參與，所以根本搞不出什麼真象。甚至很多自稱專家的學者教授和團體，多數都帶有政治目地和宗教偏見，所以他們研究出來的東西往往扭曲真象，或胡亂編造，甚至盲目採取某些證據，或盲目否定某些證據，以致於作出漏洞百出的結論。
譬如現在很多人都盲目主張，要依據日本的戶口登記是否有「熟」字，來確認自己是不是「原住民、平埔族」，但是出現了這麼多族譜爭議之後，大家就會發現「熟非番」是存在的，也就是「熟番不是番」的現象確實存在，過去被日本人定為「熟」的人，並不是百分之百都是平埔族人。
所以現在我們現在必須開始懷疑，日本人的「平埔族」歸類，是不是過於草率簡化，而亂七八糟，甚至在日本殖民時，日本人會不會就以政治力量，加上分化陰謀，藉著戶口登記，強迫某些人「背祖」，以利於他們操控。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當然不能再以一個日本人註記的「熟」字，來百分之百確定這些人，就一定是「原住民、平埔族」。
因此，不要因為有人說你是「西拉雅人」，你就說自己是「西拉雅人」，不要因為日本人把你註記為「熟」，你就說自己是「熟番、平埔族」，連當前統治者的話都不能輕易相信，何況是侵略的日本殖民主義者。
《小公廨的祝詞》己經證明「西拉雅族」不是開創「阿立祖」信仰的民族。那麼那些目前因為祭祀「阿立祖」，而被視為是「西拉雅族」的人，甚至「Kab Ua Sua吉貝耍」少數長期主張自己就是「西拉雅族」的人，究竟是不是真的「西拉雅人」，自己也應該要再認真弄清楚一點。
在「Kab Ua Sua吉貝耍」，祭祀阿立祖的《祝詞》、《牽曲》全是漢語支系，根本就沒「平埔族語、西拉雅族語、南島語系」的影子，而那些學者吹噓為「西拉雅族語」的「Kab Ua Sua吉貝耍」生活用語，又多數都是漢語支系語言，或是南島、西方的外來語。
如此看來，所謂「平埔族語、西拉雅族語、南島語系」，根本就不存在於「Kab Ua Sua吉貝耍」這個地方。
「平埔族語、西拉雅族語、南島語系」，要成為成真存在的語言，還得去別的地方找論述才行，在「Kab Ua Sua吉貝耍」這裡找「平埔族語、西拉雅族語、南島語系」的論述，是完全行不通的。
甚至「Kab Ua Sua吉貝耍」的阿立祖信仰，根本就是漢族帶進來的宗教信仰，「西拉雅族」要找回自己的宗教信仰，還得到別的地方找才行，在「Kab Ua Sua吉貝耍」這裡找「西拉雅族」宗教信人仰，也是完全行不通的。
所以說，「Kab Ua Sua吉貝耍」除了潘家已經確定是漢語系漢人之外，所有「阿立祖」信仰的其他各姓人氏，尋根的工作在《祝詞》、《牽曲》譯出之後，才要真正開始，根本還不到作結論的時候，如果草率作結論，就堅稱自己是「西拉雅族」，而被國家正名定案承認為「西拉雅族」，當日後證據越來越多，真象越來越明白之後，一定會後悔自己匆促所做的事。
2016年1月5日
《吉貝耍曲師段麗柳的牽曲2~4》歌詞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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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講堂．葉金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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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些「牽曲」過去被誤以為是「西拉雅語、南島語系」，所以過去一頭栽進「西拉雅語、南島語系」的學者，就全都不知道要怎樣解開其中的文義。
其實這些「牽曲」，如果以「漢語支系」加上道教「讚曲」這兩個概念去看，很容易就能夠破解其文義。
但是即便如此，要真正能夠百分之百譯出其文義，幾乎完全不可能，這是我必須先說明的。
主要原因是這些「牽曲」全是「口唱、口傳」的記錄，不是原始的文字記錄，連傳唱者也不知道其中意思。
甚至這些「牽曲」，恐怕也早已摻入傳唱者個別的不同聲音，而造成文義轉變，讓我們難以推敲。
加上不同一首「牽曲」中，類似的文字，卻好像不是同樣的意思，或同樣的意思，卻出現不同的發音，也會令我們困惑。
其次是漢語同音字極多，加上道教用字，有時會很艱澀，所以音譯不易準確，這也是無法保證百分之百正確的原因。
以下我以漢語加上道教語言，來譯這段「牽曲」，這也是第一次有人譯「牽曲」，和我前幾天譯「祝詞」一樣，全都是首開記錄，這對「阿立祖」信仰研究，是很大的突破。
相信在我譯出這首牽曲之後，一定會引發很多人也想依樣翻譯其他牽曲的興趣。所以也只能說是拋磚引玉。
當然「牽曲」的譯出有很大的意義，它可以證明：
1.
「牽曲」出自道教，「阿立祖」信仰也是道教。
2.
「牽曲」是漢語，不是「西拉雅語、南島語系」。
3.
最先唱「牽曲」的人，不是「西拉雅人、平埔族、原住民」。
4.
「牽曲」證明「阿立祖」信仰及祭祀，和「西拉雅族」完全無關。
5.
「牽曲」的「阿立祖」信仰，是漢語的道教文化，不是「原住民、平埔族、西拉雅族」文化。
6.
「牽曲」的重鎮「Kab Ua
Sua吉貝耍」，是漢語地區，不是「西拉雅語」地區。
7.
「Kab Ua Sua吉貝耍」的祖先，是來自中國大陸。
9.
我們對於「Kab Ua Sua吉貝耍」的歷史，應以「道教史觀」來論述，不應採取侵略者的「殖民史觀」來論述，更不能採取毫不相干的「南島史觀」來論述，否則就會完全落入偏見，而扭曲抹煞「歷史事實」，也會失去「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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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原文英文字是引用自《吉貝耍曲師段麗柳的牽曲2~4》，原文英文字中的小括號部份，是我補入或修改。漢字部份則是我的譯文。
/da-sa/lo -mi /da-sa/(答謝、憐憫、答謝)
/lo-mi- ia/da-sa/(憐憫啊！答謝)
/goe/loegoe/locung/i-iao-lo/ (羹、螺果，鹿乾，以壓爐)
/mi / lo-mi/ da-sa/lo-mi/da-sa/(憫、憐憫，答謝、憐憫，答謝)
/da- sa/e/ma- ma -ma/ma- i (li) /ga- bua (ua)/(答謝你，猛猛猛，猛力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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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麻：《隋書．琉球傳》：「琉球國在海中…，土宜稻、梁、禾、菽、麻、赤豆、胡黑豆等。」清代《海東記劄》台灣物產：「黃豆、黑豆、赤豆、綠豆、黃粱、胡麻之屬。」所以台灣種有胡麻。武夷山神話傳說，神仙都用「胡麻飯」招待人，東漢永平年﹐剡縣的劉晨和阮肇兩人，進入天臺山採藥﹐遇到兩位女子邀他們到家裡﹐並且用胡麻飯招待他們，他們在那裡和兩位女子同住了半年﹐回到家時，子孫已經過了七代人。所以「胡麻飯」對道教有特殊意義。
[20] 海惡：海上或從海而來的所有惡魔妖怪也。這顯示當時台灣的道民，對於海上的危險，以及從海上來的殖民侵略，如「荷蘭基督教宗教恐佈主義者」…等，是非常恐懼害怕的，所以請求太上老君驅拿海惡，才會成為祭祀的重心。
[22] 萬物阿母：太上老君在某些道教的道派中，被視為與「道」同性同體，因為「道」是「萬物之母」，所以太上老君也是「萬物之母」；這就是為什麼祭「阿立祖」，又稱祭「阿立母」的原因。我們從這首牽曲中，也可以很清楚看到，稱太上老君是「萬物之母」是有根據的。《猶龍傳．卷一》說太上老君：「或垂千二百號，或顯百八十名，或號無為父，或號萬物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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